彭湃教育发动农民的方法与实践

彭湃教育发动农民的方法与实践

柯楚彬

彭湃是中共党内最早对农民的革命性有明确认识的革命家之一，也是最早从事农村宣传与农民运动的实践家。他虽然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工商业兼大地主家庭，但他的平生事业主要与贫苦农民百姓为伍，教育、组织和发动他们为改变自身的生活境遇而努力奋斗。

一

彭湃很早就认识到海陆丰的农民缺乏系统全面教育，加之一直以来农村的封建传统对农民思想的奴役使得“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地传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该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如何将农民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发挥出来，将农民改造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和依靠对象，是彭湃等革命家的重要工作。

1921年10月，从日本学成归国不久的彭湃，就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之设，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们或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农民、工人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他力图改变海丰“今日的教育，与贫民分离的太远了”的状况。故任职第一天，他即发表布告，宣布将普及教育，推广乡村教育，以服务贫苦劳动者。很快，彭湃便大刀阔斧地对海丰教育制度进行改革，首先是刷新人事,整顿教育行政。清除一些顽固守旧、不务土业的教职员；挑选林文、陈魁亚为劝学所工作人员，聘请留日同学杨震嗣、李春桃及进步青年林甦、黎樾廷等为中小学校长和教员。针对教育资源不均的现状，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冲破数千年“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桎梏，增办两所女子学校，吸收女生100多名，增加农村女子的入学机会，拓宽教育普受面。对教育内容进行更新，删除旧课本中封建落后、不切实际的旧内容，挑选《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中的优秀文章作为教材，增设经济学等新式学科.加强体育教育，大力开展民众体育运动。努力改善教师待遇，接管原由财政局管理的东港垦殖场，将全部收入充作教育经费，将教育经费掌握在手里，向地主抽收塭捐，改教职工年薪制为月薪制，提高工资收入，调动教师积极性。

这些工作的推行,跟彭湃在组织“劳动者同情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凡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智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彭湃在推行教育实践中极力反对把教育变成反动剥削阶级的御用工具，把工农群众教育成为“忠君” “爱国”的牺牲品，公开申明要把教育同无产阶级革命紧紧地联系起来。

    二

彭湃除大力推广贫民教育,扩大教育受众面之外,针对海丰“农民不知教育是什么东西”，文化程度低下的情况，在推行农民教育过程中彭湃想尽-切办法，尽量贴近农民生活，取得很好的效果。他除办学外，还亲自到学校授课。在一次授课中，彭湃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手杖，问是什么东西？学生们惊诧不解。彭湃解释这是一根手杖，是地主老爷用来打那些捡粪的农民的，压迫在贫苦人头上的，不仅有地主，还有资本家、官僚、绅士，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一次自然常识课，当讲到蝗虫对水稻危害时，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把蝗虫比作地主，把水稻比作贫苦农民。水稻不能得到茂盛的生长，是遭受蝗虫灾害；农民生活困苦，是遭受地主剥削所致。要使水稻生长茂盛，必须设法消灭蝗虫；要使贫苦农民生活得好，必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彭湃的说: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又不乏深刻，不但教育农民生活常识，还传授革命理论，通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剖析，启发引导农民认识地主剥削农民的凶狠手段和罪恶事实，使农民受到生动具体的阶级教育，唤起他们团结起来反抗封建剥削阶级，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主义革命的决心。

在教育方针上，彭湃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革命需要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针对农民经济难以支付学费，且农民子弟从小就要帮助父母谋生，参加生产劳动，无暇去享受教育的情况。彭湃规定到农会所办的学校读书不用钱，学校经费是由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买，农具、耕牛及人工由各入学学生的父兄分担。及至除草时，则由老师率学生到田里去除。学生劳动时，分队分段进行比赛。不仅很快除完，而且学生可以学习耕种方法，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到了谷禾成熟时，再由学生父兄去收割，除交地租外，余下的送给学校老师作为薪金。由于彭湃从实际出发，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教育的内容和经费问题，学生和老师很满意，因而农民学校和农民夜校发展很迅速。

彭湃根据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农村的实际活动的需要，农民学校“是专教农民计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便够了。农民很赞成”。他担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时，在中小学规定，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农民子弟上农民子弟学校，不缴纳学费，但是在庄稼成熟后，必须到田里割禾；,在田里发生荒芜时，必须在教员带领下去除草。这样既解决农忙时劳力少,又培养了学生们劳动观念，克服教育工作同农民实际生活需求脱节的弊端。彭湃在教育农民工作中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受到农民的一致欢迎与拥护，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不久，便成立了 10余所农民学校，夜校也成立数所。原来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500余人得以入学校读书。

     三

1922年6月，彭湃抱着”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只身走进农村，面对面教育启发农民起来抗争。一开始效果并不好，农民对他很排斥，他自己曾说： “我到乡下农民很厌我，因为五官百体色彩不同-他喜欢同样的，不同样的他害怕。”彭湃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去的时候，是穿着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30多岁的农民，看到彭湃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说：“先生坐，清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彭湃答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农民答道：“野！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恕！ ”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

因彭湃的面貌、服装与农民格格不人，加之农民经常受到面貌服饰不同的剥削者的压迫和欺骗，所以一见彭湃如此穿戴就怀疑是农民阶层的对立者。为了让农民接受他，彭湃尝试了许多方法。彭湃曾向农民朋友请教如何才能融进农民群体，后来成为“六人农会”成员的林沛指出：一是地位差异太大，无人作向导，农民信不过；二是讲话太深奥，一般人不理解；三是时间不对，农民无空闲。他建议彭湃讲话应浅白一些，并且最好晚间七八点钟入村，因为那时农民正好空闲。

彭湃听了，深受启发。他穿起粗布衣衫，戴上竹笠，光着脚板，尽量在形象上接近下层民众。每逢晚上农民农闲在家，彭湃就随林沛等人一起下到乡村。他们或播放音乐，或表演魔术，或演唱歌谣，总之尽可能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彭湃在演讲时，也有意改用问答方式。在“拉家常式”的闲聊中向农民讲述痛苦的根源，以及自我解救的方法。通过这些手段，农民逐渐增进了对彭湃的信任，也加深了对组织农会重要性的认识。又如放弃入村找农民单独谈话的做法， 而选择一处民众来往频繁之地作为固定宣传点。彭湃将地方选在龙山脚下天后庙前的十字路口。这里是赤山、北笏、赤岸、河口等约的交界，是农民往来的必经之地。为吸引过往群众，彭湃拿出当时罕见的留声机，在天后庙前的大榕树下大声播放音乐，当时的海丰农民大多没见过留声机，纷纷被吸引过来看“西洋镜”。当吸引来的农民越来越多，彭湃便乘机向他们宣传社会的不公，以及联合抗争的必要。对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他设身处地为农民算了一笔收支明细账：一位佃农租耕1石种土地（在海丰，1石种土地约8亩，1石稻谷约150市斤），年均可收获27石。一半交租，余13石5斗。按每石6元计，共值81元，外加卖禾草3元，一年收入共计的84元。而相应的支出情况是，肥料30元，种子费5元，家具折耗费5元，劳动力人均伙食费最低54元，共计94元。这样算来，-年辛苦到头，还亏损十元。其中还未算上衣服、住房、医疗、教育及养老的费用。

对于生活的艰辛，农民虽有感受，但很少作过精细计算。面对生存危机，他们习惯于用更辛勤的劳作和更大幅度缩减开支，去换取低度的收支平衡，对于困苦的根源，却少作过深思。“一切都是命”是他们惯以自慰的话。通过彭湃当田亏本”的算账方法和发生在身边的一些活材料教育，农民们逐渐认识到辛苦未必得食的现状，也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群众的团结抗争,才能根本改变命运。彭湃在教育过程中列举的跟农民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也是最能触动到农民心灵深处的。

      四

彭湃在教育发动农民的过程中.除进行讲演、解说之外，他还把文艺当武器，运用一切文艺形式去宣传、教育、发动农民，他创作了许多革命诗歌，成为进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把革命道理和自己了解到的农民疾苦，用海丰方言编成歌谣，在海丰县及其附近区乡广泛流传。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把毫无意义的童谣改造成富有革命内容的民歌《田仔骂田公》，让人到处传唱。这种诗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农夫被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景，揭示地主对农民地租剥削的罪恶本质，教育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分田地,做土地的主人。

彭湃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曾先后创作了《“五一”劳动节歌》《农民兄弟真凄凉》《分田歌》《神灵不明》等不少激发人民心向革命的歌谣。

20世纪20年代的海陆丰地区，由于经济水平低下，文化活动极度缺乏，但海陆丰原有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三个古老剧种，历史上曾存在过近百个班子，艺员数以千计。唱大戏深入海陆丰人们心中，逢年过节或重大节庆活动，乡村总会邀请戏班前来唱几天大戏，受众极广。彭湃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必须予以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使之跟上革命形势，服务农运。他利用祖辈曾经领过西秦戏“振亚东”班的关系，广交戏曲界朋友，当时的名伶都是他的座上客，经常被请到“得趣书室”谈心。有一次，戏班在彭家门口---海城龙舌埔演出《王双福》，彭湃登台讲演，从说戏文入题，宣传妇女解放，号召青年男女砸烂封建制度，争取婚姻自主，让观众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这种宣传方式后来终为各个革命时期的党的干部所效法，一直沿袭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23年3月7日，海丰农民召开新年同乐大会，到会会员5000余人。县农会宣传部白话剧团演出农村悲剧《二斗租》，演出中“当一贫农被田主之侮辱时，状最可哀，群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

后来在海陆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彭湃还把海陆丰所有班主制戏班，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共和班式剧团，并相应建立了梨园工会。会员头戴写有“梨园工会”四个墨字的竹笠，胸佩“梨园工会”布质襟章，颈系红领巾，腰藏匕首；原来旧戏班的“天地父母”旗，则改为“斧头镰头"旗。改造之后的剧团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为武器，加入火热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斗争中去。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彭湃在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教育革命实践，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海陆丰的进一步传播，为海陆丰地区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