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农会” 诞生记

14 2024-03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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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城四周有十三个约,大小村庄星罗棋布,为什么“二﹒一四”惨案偏偏发生在赤山约屿仔诸村呢?国民党反动派又干嘛会如此仇视赤山人民呢?

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回到海丰总农会成立前后的赤山约看看,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1922年5、6月间,彭湃缷掉了海丰教育局长后,决心走上战斗的新征途,投身于伟大的农民运动之中。但是,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不但很多同志不赞成,而且朋友同学也大都不同意他去农村搞什么实际运动。面对重重阻碍,彭湃并没有因此却步。

1922年6月中旬的一天,彭湃满腔热情走进城郊区赤山约的一个村庄。这时的彭湃抱着“我即贫民”、“我即社会制度的叛逆者”这样的态度,要去同农民多交朋友,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宣传。所以一进村子便主动地和农民打招呼,热情地找农民叙谈。可是,那些饱受官府、地主豪绅压迫和剥削,长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而直不起腰的老实农民,见彭湃头戴白通帽、身穿洁白的学生服,以为他是“官贵”子弟,下乡来收捐收税的官差,因而都远远地避开他。下乡的第一天,彭湃走了两个乡,连找个谈话的农民都难。这一天,彭湃又饿又累,一无所获。

第二天,彭湃一大早又下乡去了,还是来到赤山约,走了几个村庄,遭遇跟昨天一样,还是一无所获。

当天晚上,彭湃睡在床上反复思考:为何农民不愿意和自己接近?为何农民对自己的误会这么深?是否自己帮农民的态度不够好,或者农民根本就是麻木不仁?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问题的主要症结:“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话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术语翻译做俗语,二来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受惯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喜欢和我接近。”

彭湃找准了问题的症结之后,便对症下药,彻底改变自己下乡宣传的言谈、外貌服装及宣传方式和宣传地点,并初步订出了一个工作的新计划。

翌日一大早,彭湃换上从他家长工那里借来的农民衫裤和竹笠,来到了龙山脚下,天后宫前的大榕树下。挺立在龙溪河畔的这株大榕树,枝繁叶茂,其浓荫可以覆盖方圆十数丈之宽,是过往行人乘凉歇脚的好去处。这里是县城东南赤山、北笏、赤岸、河口诸约乡民进城买卖必经之十字路口,人来人往,在这里作为宣传,显然是彭湃经过精心考虑的。

上午10点钟左右,进城赶市的农民,有的挑着番薯,有的挑着蔬菜、竹器之类的杂物,从农村各处向大榕树下十字路口走来,到了路口,有的径直进城上市,并不停歇;有的则把担子歇在大榕树下,坐在老榕露出地面的树根上擦汗休息。

彭湃趁赶市农民歇息之机,走过去和他交谈。谈谈年情收入,谈谈生活的痛苦,谈谈贫富之不公,等到乘凉歇脚的农民比较多时,他便改换另一种方式一一站在高处作演说式的宣传。他痛陈农民的种种痛苦,揭露地主恶霸的种种罪恶,指明剥削制度应该废除的道理,并号召农民团结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由于彭湃总结了农民开始不愿意接近他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服装和说话文雅的毛病,这次大榕树下的宣传,比开始下乡的时候好得多:一是农民不再把他当作官差和收捐佬,畏而远之;二是农民愿意静下心来听他演说,其中还有农民暗自点头赞同。有些农民则不感兴趣,摇头走开的也不少,多数为半信半疑的状态。

彭湃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朋友听他的演讲,一连几天,带着从广州带回来的留声机,来到天后宫前的大榕树下。留声机对于当时的乡下农民来说,那就是稀奇物,每当留声机响起,许多好奇的农民就会围拢过来,场面自然就热闹起来了。这时,彭湃便抓住留声机这一话题,向农民畅谈开来,从科学进步到工业发达的文明趋势,再谈到当下中国的形势,向群众分析国家贫穷、落后以及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最后,提出脱摆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途径首先是工农群众要团结起来,组织工会、组织农会,同压迫自己、剥削自己的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作斗争。

彭湃的宣传,逐渐引起农民的兴趣,有的驻足而听,似信非信;有的仅仅就是跑来看留声机,至于彭湃说什么,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彭湃当然明白听众的心理活动,他为了引起更多群众的注意,在演讲间隙,还来几手魔术表演或唱几句粤曲或海陆丰戏曲,如此一来,听众兴趣愈加浓烈。

彭湃在榕树下的演讲一传十,十传百,到榕树下听演讲的人一天比一多,宣传效果也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清早,彭湃又来到了天后宫前的大榕树下,放了一段留声机演唱的粤曲,农民渐渐多了起来,他便向大家讲起了“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的话题。

彭湃说:“自古以来,大凡要动员群众起来革新社会、谋取大家利益,都必须有个什么组织把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组织,就是各个时期的政党,各个阶级或阶层的社团。政党的问题暂且不去议论,社团的事情和我们更加密切。如今许多城市中有工人的组织叫做‘工会’,商人的组织叫做‘商会’,学生的组织叫做‘学生会’。有了这个会那个会的组织,他们如果受了资本家老板或学校当局的压迫和欺负,就可以通过他们的组织去交涉、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我们农民,人口的比例最多,却没有一个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没有农会,农民就像一条条单独的麻线,一扯便断;如果把多条麻线结成一大股麻绳,那就扯不断了,这便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如果我们哪一天真的团结了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敌不过我们”。

彭湃上面的一段话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但是,依然有人怀疑他在吹牛。有一位中年农民厉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你们‘名合(彭湃家族的字号)’不要来迫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这个中年农民是彭湃家族(即彭名合)的佃农,彭湃在他的眼里是东家少爷,在少爷口中吐出减租的话来,他当然是不敢相信的。就在此时,另一位青年农民也开口了,他说:“你这话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比着棋子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

彭湃听到青年农民的话,顿时高兴万分,即与那位青年农民攀谈了起来。经过交谈,彭湃知道了青年农民叫张妈安,赤山约农民。彭湃邀请张妈安晚上到得趣书室座谈,张妈安答应了下来。

是晚,张妈安如约来到了得趣书室,彭湃热情地接待了他。张妈安告诉彭湃,他经常在大榕树下听演讲,起初也是半信半疑,慢慢地就觉得彭湃所讲的全是农民的切身问题,是农民想讲而不敢讲、想要而不敢要的问题,特别是减租和组织农会,更是目前农民所热切盼望的。

彭湃从张妈安的谈话中,敏锐地意识到同志出现了,于是问张妈安:“谁同意实行这个问题?”张妈安说:“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等都有这个想法。”彭湃即请张妈安回去通知几位知心朋友,今晚一起共商大事。

张妈安回赤山通知他的几位知心朋友,彭湃则忙着与妻子蔡素屏准备烧水泡茶,招待到得趣书室的第一批农民朋友。

大约一小时后,张妈安领着林沛等四人来到了得趣书室。彭湃逐一问过名姓后,便招呼大家围坐在一起谈了起来。

张妈安、林沛等见彭湃如此热情接待他们,不时地请烟送茶,询问农家疾苦,关切农民的生活和前途,遂逐渐打消了平日对彭湃的疑虑,谈话变得轻松而活泼,内心话儿也敢和彭湃直接交流和讨论了。谈起农民运动,彭湃对他们说:“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

林沛不假思索地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奥,有时我也听不懂;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最好是晚间七八点钟的时候,农村很得空闲,我们可在此时候去。同时你说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又说:“你到乡村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

这些话对彭湃很有启迪,他曾经苦思冥想的问题,没想到一位农民张口就说得一清二楚。他觉得张妈安、林沛这些人是聪明能干的,依靠他们,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的。

不错,正如彭湃所想到的一样,张妈安、林沛等人确实就是赤山约中头脑比较清醒、处事大胆果断的中青年人。彭湃在天后宫前榕树下的演讲,早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经常去听演讲,回来后聚在一起谈论彭湃所讲的话题是否有道理?一连十多天,使他们感动的不但是彭湃所讲的话题全都是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彭湃不厌其烦、不辞劳苦的精神。当彭湃讲到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诸多好处时,忽然觉得彭湃的心与他们靠得更近了。

李老四激动不已地说:“我们几个人今晚谈得亲切无间、同心同路,不如趁热打铁,先立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这样好不好?”

彭湃听说要立个农会,高兴得马上拍手赞成,张妈安、林沛、林焕、李思贤亦异口同声叫好。接着彭湃提出几点意见与大家商量后决定:一是,今晚六人组成的农会暂时不要公开,等扩大后再公开宣布;二是,要自动自觉,团结互助,碰到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三是,坚定意志,绝不动摇后退。

三点意见通过后,彭湃又和大家商定了三条纪律,纪律的主要内容是:

一、服从指挥,叫你去抓老虎舌、去钻刺丛、去下海,也是要去,有什么任务一定要完成;

二、革命不要钱,不替有钱人做事;

三、要严守秘密,不论父母、妻子、兄弟,都要保守秘密,如果被敌人抓去,不许出卖同志。

最后,他们还庄严举手宣誓,表示一定要为农会的发展壮大、农民的利益和农民的解放奋斗到底!

这就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史上著名“六人农会”,时间为1922年7月29日,人物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和赤山约的五条农民汉子。

这个农会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为农民的利益和农民的解放而奋斗,因为它发展的声势非常巨大迅猛,很快就震动了海陆丰大地的山岳河川。

 

 

作者:戴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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