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新型农民运动模式的创建

彭湃新型农民运动模式的创建

孟育东

彭湃是中共党内最早重视并实际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全力从事工人运动时，彭湃却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村，认为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世世代代受压迫剥削，有着很强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因此，彭湃从1922年6月开始，就“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他经过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贫苦农民逐渐组织起来。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5月，他将海丰县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从此，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扩展到广东全省，广东其他地区的农民也逐渐组织起来。正如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所说：“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已经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彭湃不仅很早就重视农民问题和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和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新型的农民运动模式。

一、注重宣传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彭湃在发动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多样易于为农民所接受的方式。

首先，深入到农民中去，取得农民的信任。彭湃在最初发动农民 时穿着学生装,操着官话,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彭湃脱下学生装，讲起来家乡话，甚至赤脚下田和农民一起劳作，慢慢为农民所接受。彭湃后来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总结自己最初的失误时谈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了，格格不入，总不喜欢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甚至“在农忙时节，彭湃同志主动到田间去帮助农民干活，在火热的阳光下，他累得筋疲力尽，汗如雨下，但是他仍然坚持下去，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就得不到农民的信任，就无法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节，由于他放下架子，刻苦劳动的精神，得到了农民的爱戴”。

其次，采取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为了吸引农民听其演讲，“在向农民讲话之前，他（彭湃）一定要变魔术，或是耍耍杂技，放几张唱片”。1929年出版的《海陆丰赤祸记》中亦记载：彭湃“时或独歌行路中，招惹农民围观，时或携留声机，伏树荫下放唱，诱起农民之好奇心，以便乘机向之宣传。于是农民识与不识，莫不知有彭先生，而表示亲爱景仰之忱。久而久之，四乡无知农民，趋之若鹜……”除此之外，彭湃还编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谣教老百姓传唱，同时组织演出话剧，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

最后，发表宣言，散发传单。要想扩大影响，加大宣传，只看演讲和谈话还不行,彭湃利用现代的宣传手段一发表宣言，散发传单。这些宣言传单，易于传播，影响面大，迅速扩大了农会会的影响，有力动员了农民。

除此之外,彭湃还利用培养农民骨干等方式来发动农民群众,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因而瞿秋白盛赞“彭湃是出色的鼓动家，宣传家和组织者”。

二、建立、发展严密的农会组织，将农民团结起来，扩大影响

要发动农民运动，除了宣传鼓动，还须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彭湃在发动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时候，首先成立了 “六人农会”，后相继成立赤山约农会、海丰县总农会，后又将海丰县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从而建立起来从乡到县的各级农会组织。

首先，设立架构完整严密的农会组织。海丰县总农会设立后，内 部设立了文牍部、农业部、宣传部、仲裁部、财政部、交际部、庶务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总农会下设各约的农会，其构成如下：正负会长各一人，代表本会，总揽会务，并出席总农会；干事员若干人，助理本会事务；会计员若干人，掌理会中一切收支数目；书记员若干人，专理会中一切文件；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

其次，制定详细的农会章程。海丰县总农会成立时制定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分为纲领、组织、会务、附则四部分，规定“本会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 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同时还制定了《约农会简章》，分会领、总则、职员、会议、会务五项二十三条。1923年广东省农会成立后，彭湃又领导制定了《广东农会章程》，共十章三十三条。这样，就使各级农会成为具有明确宗旨和纲领以及详细章程的农民组织。

再次，确定农会的民主制度，制定严格的纪律。《广东农会章程》规定，各级代表和农会负责人必须民主选举产生；各乡会员10户以上50户以下须选出委员一人，但每乡选出委员至多不得超过五人。区委员大会选出区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得由上级委员会委派之）。县委员会大会选出县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得由上级委员会派委之）。省委员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省委员大会选出12人组织之，并选出候补委员五人。彭湃撰写的《约农会简章》即规定：对于滥用本会名义者，违背本会规章者，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以及有其他不当行为者，“得由职员会议提出忠告或除名”。《广东农会章程》也明确规定：会员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时，得由该区委员会报告上级委员会开除之；会员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者，或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得由该区执行委员会直接开除之。下级农会委员会也必须服从上级农会委员会，否则上级委员会得将其取消或改组之。正是这些民主制度和严格的纪律约定，有效保证了农会组织的统一。

最后，注意培养农会骨干力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会组织，广泛发动组织农民起来参加斗争，没有大批优秀干部和骨干是不可想象的。彭湃在从事农民运动之初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写道：“这回对抗田主的办法，湃已有了把握。可是进行上能否依照我们的计划，这就不敢逆料。因为没有同志的关系！ 唉！同志 在哪里！恐怕这次的运动太过于平和为可惜，这也是归咎于同志不来！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日千里！唉！无同志去干！如现在县县都要去干,无同志怎样办呢?”彭湃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努力去解决，他首先组织了 “六人农会”，以他们为骨干去宣传和带动发民。后来，“凭着彭湃那种移山填海的对事业的无限忠心，经过了他两年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到1923年已在群众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干部……”，后来成为海陆丰农会和广东省农会的骨干。他不仅在海丰很注意这一点，而且在1924年6月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1925年9月，他又主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的农民运动培养出了大批的骨干。

三、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重，重视掌握政权

和之前的农民运动多注重经济方面的诉求不同，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除进行减租等经济方面的斗争外，还进一步提出了开展政治斗争、重视掌握农村政权的要求。彭湃在《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中提出“图农民之自治”,就明确包含了政治的要求。自治不仅包括经济上的自治，还包括政治上的自治，政治上自治是经济自治的保障。而要实现政治上的自治，就必然提出掌握政权的要求。《约农会简章》中，对“防止内部竞争” “调和争端” “防止盗贼” “禁止烟赌” “抵抗战乱”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如“会员与田主发生争议时,即须报告本会，由本会派遣代表，与之交涉……本会对于会员间争端,当本自治精神，极力和解之……本会如遇无赖之徒，到会员处勒索时, 当向前与之理论",等等。这些规定的制定都使农会具有了政权的部分职能，使“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彭湃对农会所进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作了明确的界定：农会“所采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四、重视工农联合，建立统一战线，努力争取工人及各方面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与广大农民建立牢固的联盟。中共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指出：“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彭湃在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从农民的角度提出了工农联合的问题。1923年初，彭湃在《约农会简章》中写到：“本会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等，均表示互助及联络。”后期的《广东农会章程》也明确规定：“本会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及其他无产阶级团体均与之联络。”对于工农联合的原因，彭湃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首先是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同。他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中指出：“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社会的财富，一面渐次无限制的逐渐扩大。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因此，工人和农民应该团结起来，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主义军阀！争回我们的固有权利一自由和幸福！”其次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是互相影响的。彭湃在《海丰劳农节报告书》中说：“都市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已大大的影射到农村了；农村对于田主的反抗运动，亦渐渐的扩大起来了。”由于工人农民的敌人非常强大，仅靠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他们的，所以必须联合起来，彭湃对工农联合的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所以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中，一直努力谋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帮助。1923年5月1日，彭湃在海丰召开了有万名农民、工人、学生参加的劳农节纪念大会，以表示相互支持。同时彭湃派人到汕尾等地的工人中开展活动，组织基层工会，后来，海丰县工会宣布成立。至此,海丰县农民工人正式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并肩战斗。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中共三大礁立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但是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是从工人阶级角度出发的，直到1926年9月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才提出建立农村联合战线：“此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急需各地农民大规模的暴动，始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农民自身为生活所迫，亦有急起暴动取得一部分政权而不可遏抑之势，尤其是广东。这种暴动也会使农民受很大的打击，我们的工作，不在遏抑此暴动，而在农民暴动中善于运用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就是联合农村中其他群众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者，共同行动，以免农民孤立。即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亦应采用农村联合战线。”由于彭湃-开始就参加农民运动,所以很早就提出了建立农村统一战线的问题。1923年12月,彭湃在给文亮的信中写道：“我们要如何作战，须有计划，且要各地同志都能明白我统一战线为紧。”彭湃也将建立统一战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1923年7月，海丰县总农会在领导农民实行减租时就曾经“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援助”。“七五”农潮后，海丰县总农会发表《海丰县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请求各方予以援助等。

五、善于根据形势发展和敌我力量对比，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

彭湃不仅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他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策略和方法。

首先，根据海陆丰农民运动发展和斗争的实际情况，逐步满足农民的要求。农民因长期受到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压迫和剥削，迫切希望在多方面能立刻改善自己的现状。但农会并不能马上完全满足农民的愿望，只能从实际出发，逐步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针对《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约农会简章》《广东农会章程》等列出的17项农民利益和12项农会任务，彭湃是根据农会的力量和客观条件及斗争的需要，逐步去解决实现的。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也促进了农会的扩大发展。

其次，尽量缩小打击面，减少农民运动的阻力。海丰县总农会成立时，政纲虽然有“对付官厅”的内容，但并没有把对农会态度暧昧的海丰县长列为斗争对象而提出：“对内的口号：-、减租；二、取消三下盖；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业智识；三、作慈善事业。”这样，得以避免官府的施压使农会“得以比较自由的发展”。 1923年7月实行减租时.海丰县总农会一面派人到各处去宣传，一面通知各区警察“农民与地主如发生减租纠葛，纯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同时,在减租过程中，农会“先择定一个极可恶的田主为敌对、调查各乡耕该田主之佃户，召集其到会会议，表决一致行动.齐向田主辞田"。最终取得了胜利，其他地方的农会也“依法做的亦有凡处，也得胜利”。

最后，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的变化，决定斗争的方式。海丰是陈炯明的老巢，为控制农会为其所用，便有意拉拢彭湃。彭湃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农会扩大农民运动。1923年减租运动时期,海丰县怠农会“将农民受灾苦况，函老隆陈炯明，使其勿轻信谣言而立于反动地位”七“七五”农潮后，海丰县县长王作新扣留农会职员和会员多人,彭湃亲自同陈炯明交涉，使其承认农会提出“至多三成交租”的口号是合理的，并给王作新去电“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最终使被捕的人员全部获释。但当陈炯明转而支持县长王作新禁止恢位农会，并准备武力镇压时，彭湃认为敌强我弱，不宜直接对抗。为了保存实力，彭湃等离开海丰，留在本地的同志则取消农会的公开组织，转入地下，以“十人团”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其组织架构为“全县设立一个总团，总机关设在得趣书室,团长是杨其珊……总团的成员每人又在再发展十人,成为分团；分团的成员，每人又再发展十人，这样一在发展下去，全县曾经发展至—百多个团，共-千多人"。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对陈炯明的军队设监视哨，送秘密情报,串联和组织农会成员，巩固农会的组织”。后来，陆丰也成立了 “十人团”。这种组织形式有效地保护了农会骨干，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动群众以各种形式反对地主的压迫剥削。到革命军东征的时候，“十人团”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支援东征军，为其做向导，任服役，骚扰敌军后方，破坏交通、通信，甚至直接参加战斗，加速东征的胜利，更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善于理论总结

彭湃不仅勇于实践，而且善于进行理论总结。从1926年1月1日起，他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1、第3、第4、第5期上，连续发表了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同年10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改为《海丰农民运动》，出版单行本，周恩来亲笔题写了书名。《海丰农民运动》详细地论述了海丰农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状况，分析了海丰农村各个阶级及农民所受的苦难，记述了彭湃从1922—1924年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而且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教科书，对后来毛泽东写的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文 章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小结

彭湃创立的这个农民运动模式是前所未有的，立即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光辉榜样，被迅速推广至广东全省乃至全国，为以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仿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以及土地革命的发展。

（作者单位：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