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彭湃军事思想与实践

试论彭湃军事思想与实践

——兼谈人民军队文化自信

戴和杰

彭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农民革命运动先驱、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也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杰出组织者。他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党的革命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在党的早期武装斗争中，彭湃担任过广东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等职务。他较早鲜明提出了武装农民的思想，力主建立农民革命武装；他积极主张把武装农民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并把武装农民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促进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有机结合；他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他在创建工农武装和保卫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孕育形成独特的军事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

  一

（一）一贯重视抓农民武装斗争，是中共党内较早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领导人之一

少年时代的彭湃目睹农民“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而备受刺激，萌发了寻找真理、救国救民的强 烈意愿。1921年，他抱着“教育救国”、改革社会之目的，应邀出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因封建势力强大，其愿望很快破灭。彭湃是家族利益的背叛者，他公然宣称“我即制度的叛逆者” “我即贫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未能把武装工农、建立独立领导的问题提上日程，而彭湃则较早认识到了建立农民武装之必要性。1922年他在着手组织农会时，就将农民需要自卫列入农会纲领，表明其武装农民思想的萌芽。彭湃认为：“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我小民庶克安居乐业而无事也。”

彭湃不是孤立地看待军事斗争的问题，而是注重把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考察。1922年7月，彭湃和张妈安、林沛、林焕、李思贤、李老四等6人成立海陆丰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农民运动火种由此点燃。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他为总农会制定了会旗，起草了临时简章、章程，并提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1923年海丰县总农会被县政府以武力强行解散后，彭湃对于建立农民武装重要性的态度更坚决了。同年8月16日，军阀陈炯明与地方封建势力武装镇压海丰农民运动，彭湃力主“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 1924年1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后，不出数月，花县、顺德、宝安、东莞、中山、番禺、高要、南海、广宁等县都建立了农会。彭湃在给家乡的密信中说：“国民党改组后，已确定了扶助农工的政策，已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东征军快要打到海陆丰来了，要准备、赶快准备,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配合东征军战斗，打倒军阀陈炯明，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业向地主算清老账……”基于国共合作的背景，在认识逐渐深化基础上，从1924年4一11月，彭湃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有利时机，极力推动农民自卫武装的建设。同年8月,在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支持下，彭湃参与创建了广东省农民既军，并任团长。

彭湃十分注重现代军事教育。彭湃倡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共办有六届。1924年7月任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时,彭湃特别安排学员到素有“将帅摇篮”之称的黄埔军校接受10天的军事训练，尔后军事训练成为历届农讲所之定制，给各县农民自卫军材立了榜样。同年8月27日，彭湃把农讲所的200名学员组织起来，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彭湃密切联系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体会，精心安排农讲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聘请共产党人或知名进步人士给学员授课。农讲所既重视传授革命理论、军事知识，又注重军事训练，培育了一大批农运骨干。“农讲所把大批的革命种子撒向全国，极大地推动了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为推动革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也为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残酷的现实和教训，也不断证实了彭湃重视抓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紧迫性。彭湃亲自参与调查处理地主民团进攻广宁、花县农民协会的事件，他于1924年12月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补充报告》中深刻指出：“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明: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从中看出，彭湃对建立农民武装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同时反映了其对中国农民运动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彭湃还提出了加强农兵团结、实行农兵联合的思想。1924年12月19日，彭湃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兵士是“有事为兵，无事为农”，士兵与农民有着密切联系，二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要进行革命，以反抗那不利于农民、兵士之特殊阶级。农兵团结，共同建设一个衣食住充足的安乐国家。这必定要农兵联合，才能够得着最后之胜利”。

彭湃对各地农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不遗余力。1925年2月底，彭湃随东征军回到海丰。东征军抵达海丰后，在周恩来等人关怀下，3月建立海丰农民自卫军，并设立农民自卫军训练所；4月1日成立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彭湃任支部书记；并迅速恢复了农会，青、工、妇等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在较短时间里，海陆丰农会会员猛增至25万人，形成了 “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威势。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对于有关“农民不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言论，彭湃予以坚决批驳，并呼吁加强农民武装。1926年2月，他《在普宁县农民欢迎省农民协会代表时的演说》中指出：“地主阶级正在运买枪枝，建筑堡城，明明是将来要与我们农民作一次最后的战争！我们此时更要加紧努力，购买枪弹,不要忘记了团结和武装的自卫！”到1926年4月，广东全省有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成为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大农民坚决支持革命，革命的胜利又反过来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二者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

（二）主张把农民武装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先视农民武装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

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就必须启发引导农民阶级起来革命。彭湃深刻认识农民阶级在革命运动中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1925年底，他与阮啸仙给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拟定的《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催案》，深刻指出：“农民就是占全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国民，如果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没有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则革命断不能成功。”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接连胜利形势下，1927年3月下旬，彭湃从广州北上武汉。彭湃指出，他此行目的“是代表广东农民协会到湖北来筹备全国农民协会”。1927年3月30日，湘、鄂、赣、豫农民协会代表等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推举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彭湃分别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秘书长。彭湃为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推动革命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彭湃认为，把武装农民与土地问题联系起来，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先决条件。1927年3、4月间，面对湘鄂两省农民提出土地要求的新情况，在共产党推动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5人为委员，负责研究并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从4月8日至5月6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议四次专门审查会。彭湃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没收土地。在这-问题上，他同毛泽东的意见是-致的。4月19日，土地委员会吸收

彭湃等人参加。根据多年领导广东农民减租斗争的丰富经验，彭湃明确指出：“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发言中，彭湃深刻阐明了土地问题、农民政权与武装问题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农民如不掌握政权与武装，土地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说：“政权在农民手里的地方，土劣势力不大，土地问题还容易讨论”，而“土劣势力甚大的地方，则农民必先要求武装”。彭湃与毛泽东等一道对土地问题提出了带有根本性的解决意见，尤其是强调农民武装的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1927年春，他在武汉召开的土地问题会议上，提出重新分配土地问题的建议,彭湃、方志敏完全站在他一边，支持他的建议。

（三）高举武装起义旗帜，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彭湃到武汉时，正值国共两党分裂前夜的特殊时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彭湃即派其兄彭汉垣潜回海丰，通知国民党叛变的消息。1927年4月30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两县临时人民政府。随着广东、湖北、湖南农民运动深入发展,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及土豪劣绅对此表示极大不满，同时武汉汪精卫政权的反共倾向也日趋明显。彭湃高度警惕汪精卫政权随时会背叛革命。

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突变做好应对准备，这是迫在眉睫的考验党的重大问题。1927年6月，方志敏和缪敏结成革命伴侣，时任全国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彭湃，即席向这对新婚夫妇赠对联一副以示祝贺。对联大意为：“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这是对党、也是对他自己下一步革命工作的打算。6月底，彭湃勉励留守在汉口的同志说，“全部同志都要回广东工作。”他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武汉的汪精卫政权可能叛变，但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黄琪翔部可能与我们合作，打回广东去。他还要求同志们回去后要加倍努力，尽力争取地方武装配合，并随即布置杨石魂、 陈启昌、杨雪如等回潮汕工作，以迎接新的革础暴到来。后来实践也证实了彭湃这一决策具有深远预见性。

不久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除武装反抗以外，已别无其他选择。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控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作为南昌起义领导中枢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今为“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成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彭湃被推举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与恽代英、李立三任前委委员。在起义前夕的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煮以共产国际“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的电报为由，“主张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彭湃与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等坚决反对张国疔提出的拖延起义的计划，使起义得以按时举行。

1927年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彭湃.李立三、恽代英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第四、第十一军军各一部以及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共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4个小时激战，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城，歼灭南昌守敌3000余人，南昌起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彭湃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应有贡献。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湃当选25名委员之一，并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军南下征途中，彭湃积极动员革命群众。“大家要是跟他在一起，总能听到他的笑声和歌声”，故彭湃在军中享有“快乐之神”的雅号。群众都被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大批青年人还踊跃报名参军。9月上旬，在福建上杭，彭湃在群众大会上作演讲，他积极宣传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深刻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军民团结起来。

10月，起义军退守广东普宁。流沙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员分散转移、武装部队向海陆丰撤退的指示。接着，彭湃与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等辗转到陆丰。10月7日，彭湃按照党的指示乘船转赴香港。10月15日，在香港，彭湃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身份出席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彭湃在南昌起义和南进广东过程中的斗争实践，充分表明了他革命的坚定性和不惧困难、不避艰险，同工农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紧紧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彰显了一个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四）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主张以革命武装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由此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彭湃当选政治局委员。

彭湃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坚持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1927年11月，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彭湃从香港返回海陆丰，积极领导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11月中下旬，在彭湃领导下，陆丰、海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这是全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

彭湃十分重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军事建设，为巩固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武装割据而不懈努力。海丰、陆丰两县在第三次起义前，已分别成立工农革命军团队部，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区、乡的农民自卫军改称赤卫队。县工农革命军和区赤卫队是脱产武装，而乡赤卫队是不脱产的。与此同时，还把转战到海陆丰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改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第四团，正式建立师都，并从海陆丰工农革命军中遴选人员组建第五团，形成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利乡村农军的军事系统；此外，彭湃还总结了有关武装斗争经验，提出了诸如“诱敌深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用群众作成方法来消灭敌人”等 战略战术，为中共早期军事体制的形成积累了经验。 海陆丰根据地同井冈山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一样,“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为了巩固发展地方武装，彭湃还提出了全民武装的思想。1927年10月底，彭湃在海陆丰人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彭湃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报》上发表《土地革命》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建立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和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并提出“一切土地归农民”等口号。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彭湃在还把“怎样去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的问题，提到了党和工农群众重要使命的高度来认识。他提出，只有“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在彭湃等人努力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采取了诸如实行义务兵役制、对工农武装队伍开展军事训练、解决枪支和给养问题、对革命战士家属实行优抚政策等一系列措施。

1928年上半年，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加上红二师、红四师部分兵力，在海陆丰、普宁、惠来、潮阳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拓展革命根据地，为巩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开辟了海陆惠紫和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游击战争。同年11月，彭湃奉命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等职。1929年8月，彭湃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林狱中,他坚定表示：“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同年8月30日，彭湃与战友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英勇就义。彭湃牺牲后，海陆丰武装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总之，彭湃革命军事活动与武装斗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二

彭湃军事思想与实践内涵丰富、意蕴深厚,展现了人民军队自信。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坚定人民军队文化自信・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把彭湃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先笠事迹研究宣传好、精神风貌发扬传承好，对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抒写强国强军新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永葆人民军队本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贯穿于彭湃的军事思想与实践的一条主线,那就是紧紧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抓武装斗争就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无论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人民军队，还是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巩固红色政权，都是为了人民。

从文化形态的视角看，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理想、使命是先进军事文化的具体、生动的表现，以先进知识，理念仰和军事智慧塑造官兵心灵，树立胸怀祖国、心系人民的远大理想，练就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培育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工作作风，锻造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品格等，是人民军队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开展强有力的军事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彭湃在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他从培养农民干部、融入农民生活、针对农民认知水平、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等方面入手，开展特色鲜明的军事思想政治工作。其军事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有着亲民性、务实性等特征，积淀了人民军队特有的精神气蕴，是人民军队的先进文化。

深厚的文化认同，对于人们的信仰、信念、信心发挥着强大支撑作用。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锻造的人民军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军魂意识作为革命军人文化自信的集中展示,传承了人民军队最重要的红色基因，积淀着广大官兵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成为革命军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这种文化自信把官兵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把铸牢军魂与净化心灵结合起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统一起来，激发忠诚于党的政治情怀，坚定忠诚事业的价值追求。要在加强教育引导和实践锤炼的同时，深入开展党史军史学习教育，引导官兵从历史与现实的比对中加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必然，坚决抵制和批驳各种错误政治观点，注重以文塑魂、以文化人、以文强心、以文聚力，夯实对党忠诚的思想文化根基，在任何情况下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三）推进文化基因传承，激发人民军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人民军队之所以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部队，是因为人民军队有一份代代依循的精神图谱和赓续传承的文化根系，有-份笃定深厚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坚定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人民军队的军事文化自信在推进红色文化基因传承焕发无限生机。彭湃等老一辈革命家就高度重视军队文化建设，在干部、战士中开展文化和宣传教育工作，比如，在行军途中、在战斗间隙，彭湃组织开赛“识字教育”活动，提高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要坚持人民军队特色文化发展道路，增强强军文化对官兵理想信念、砥砺前行的塑造力；聚焦打赢导向，教育引导官兵提升打羸本领，便强军文化成为提升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的强力引擎，激发军队文化创新邑宾力・为强军兴军凝心聚力。

（四）在强军梦征程中展现文化自信,助力于实现中国梦

强军文化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先进文化的鲜明标志。强军文化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它是最基本、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也是能最终制胜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彭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创造了军事斗争的无数奇迹，这些奇迹大多数是在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取得的。没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没有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过硬作风，人民军队要从胜利走向牲利，是不可能的。的确，战争不只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靠什么来培育精气神、靠什么来培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血性胆魄，那就要靠人民军队所特有的文化自信。这个气概表现为“―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军历来以敢打敢拼闻名于世，过去我们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更要硬。”钢气、骨气、硬气从何而来？就是要从先进文化中学习吸纳营养，培育浩然正气，夯实革命底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彭湃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永远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精神动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遗忘先辈的足迹。“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在强军征程中，积极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