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与分析

彭湃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与分析

朱彩云

彭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现农村中蕴藏的革命力量。农民兄弟处于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被压迫，文化上遭愚弄，生活极为悲惨，故彭湃认为：“在此层层压迫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革命的，一条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彭湃初步提出了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阶级政策。

一、形成农民阶级的认识

彭湃认为农民阶级受尽剥削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制的出现，社会上出现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农村的阶层分为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自耕农兼小地主阶级、雇农。

（一）私有制的出现

彭湃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本。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世间的一切事物，本“归我们人类之共同管理为合理，今竟专属于少数特权阶级之手中，而我们无有也”。这就造成了 “少数特权阶级田园阡陌，危楼大厦”，而“贫者无立锥之土”。这些少数特权阶级为维护与扩大他们的私有财产，进一步制止法律、组织政府、建立国家。法律就成了 “我们民众自由的敌人”，即是少数支配阶级—官僚—掠夺平民阶级一个极厉害的道具”，“同时亦是维持会阶级的东西” 。政府则“利用法律，来榨取我们的财产，扩充军备”。国家是“与政府有连带的关系”，是那些特权阶级为了阶级为了在国际上，“争个优越的舞台，必欲进而政府他国民，统辖全世界遂其欲而与法律、政府、国家，互有连带的关系，“为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者",“就是私有财产制度是也”。人类所有悲惨的本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定要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二）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

彭湃在1925年的工人罢工会议上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如果想摆脱压迫，工人和农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彭湃为农民指明了两个对立阶，提高了农民对阶级的认识，使农民能够对现有的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彭湃把“阶级斗争”解释为“穷苦人”对“有钱人”的斗争，他跟农民说：“全世界约十五万万人，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财人—资本家、地主，一种是穷苦人 工人、农民。这两种究竟哪一种多？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做阶级斗争。”这种通俗易懂的解释使农民很快在固有的抗争意识中，找到与阶级斗争相契合的抗争话语，如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从而理解了阶级斗争的含义。彭湃除指出世界划分为四种人之外，还进一步指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或者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宣扬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阶级：一种是压迫阶级，一种是被压迫阶级”，“工人和农民就是被压迫的人，两种人的地位是一样的，工人直接受压的，是资本家，农民直接受压的，是大地主”。其言下之意有钱人压迫我们穷苦的人。彭湃认为地主、资本家、官僚和军阀为一类人，工人和农民为一类人，这两类群体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即“有钱人”对“穷苦人”的斗争。地主、资本家、官僚与军阀互相依存、沆湿一气，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工人和农民都是“被压迫的人”，因而工人与农民要寻求解放。他们要求解放，“除了革命一条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跑”，“所以我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革命——打倒一切压迫阶级”。

（三）农民可划分为五种阶层

彭湃经过长时间地深入农村调查，对农村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阶层分析。他指出，中国人口中有80%是农民，80%的农民当中可以分五种：“纯自耕农约占百分之二十；半自耕农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佃农约占百分之五十五；自耕农兼小地主及雇农极为少数，全县不到五百人，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佃农。”他认为：在农民中，雇农、佃农和半自耕农属于乡村中的贫民阶层，自耕农（中农）属于中产阶层。其中，贫雇农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具有一般农民所不具有的优点。他们与城市工人一样有相同的要求，需要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彭湃认为，中农“自己有田耕种，不必向地主租赁的”自耕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耕自己的田地，比较佃农雇农自由一点”，经济境遇较贫农要好些，他们想过安稳的日子，只要能勉强生活下去，通常都不愿意起来斗争。但是在各种统治力量的残酷压榨下，中农的生活处境也每况愈下，有些只有被迫变卖仅有的一点田地，逐渐无产阶级化” 了。因此，他们也要求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夺回自己失去的田地，维护他们小生产者的地位。富农（自耕农兼小地主）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占有很多土地，有剥削农民的一面，但是他们也和地主、军阀有一定的矛盾，海丰的富农其实并不富，是可以参加民主革命的,是积极争取的对象。地主豪绅靠压榨剥削农民为生，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对象，要没收他们的土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

二、农民阶层的认识在经济思想中的体现

彭湃对农民阶层的认识体现在他对农民阶级成分的经济分析、减租思想、土地革命思想中，而这些都是他经济思想的体现。

（一）对农民困苦生活原因的经济分析

彭湃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了 “资本家和地主的财富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中有一节叫“佃农之亏空”，算了一笔剥削账，列了一张表，说明佃农（贫农和下中农）受地主剥削的严重。

甲收入之部

（一）一石种每年收获 二十七石 除一半还地主租之后，剩十三石五斗，每石价值六元，共得八十一元

（二）禾藁三元

合共八十四元

乙支出部分

（一）肥 三十元

（二）种子——五元

（三）农具消费——五元

（四）工食 五十四元

合共九十四元

收入相抵不敷十元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地主不仅侵占了农民一年辛苦劳动的全部剩余劳动的收入，还侵占了他们一部分必要劳动，再加上其他超经济剥削，以及农民还要穿衣、住房、点灯、养儿育女、赡养父母，等等算起来“空亏得更厉害了”。彭湃通过算经济账的方法，启发农民认识到农民受压迫与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认识到地主属于敌对阵营，并运用阶级关系来考察地主的行为,将地主行为解读为具有压迫剥削性质的反扑，从而学会以阶级思维来认识和考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并在此指导下实施对地主的斗争。

（二）农民阶层的认识体现在减租思想中

彭湃认为要使阶级意识真正形成，甚至要把它牢固在农民的脑海中，最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斗争来引导和训练强化。面对百年一见的台风造成的巨大损失，海丰县总农会决定开展减租运动。但彭湃内心却有些遗憾。在给好友李春涛的信中，他明确指出：“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的表现，也是进一步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最好契机。倘若丰年减租，“则直是劳动全收权的主张”，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促进阶级斗争的激化发展。但凶年减租“虽可救死，而田主施惠佃户感恩，有时反易没却阶级的意识”。农民对地主的感恩，无疑会淡化农民思想中初步形成阶级意识，阻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彭湃根据广东农民不仅被地主阶级掠夺走了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被强行夺走部分必要劳动成果的悲惨情况，海丰县佃户每年得亏损“收支相抵每年亏本二三十元之多”作了清晰、有说服力的分析，是减租思想的理论依据之一。

（三）农民阶层的认识体现在土地革命中

1927年4月蒋介石即将叛变革命时，彭湃的经济思想发生了转变由主张减租上升到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不仅突出地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而且较早地提出了分配土地的正确标准，论述了对于富农、雇农等应采取的正确政策。

彭湃提出“土地是天生的，不属于田主”的土地观念，否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动摇农民的土地思想。他又比较农民与地主在土地关系上的付出与所得，得出地主财富的获得完全是压榨剥削农民而来的结论。这种强烈的对比，尤其是生活上对比，使农民产生了不公平心理感受，形成了绝对剥夺感，从而接受和认同了 “剥削”的理论。1925年，在对海丰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126人进行关于“土地观念”的调查中，无一人承认田地该为田主所有，而都认为应该归社会或农会所有。这些调查说明海陆丰农民对土地所有制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阶段，即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而获得真正的自身解放。

1927年3月，他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以满足农民要求的主张；4月19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在发言中强调了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政权在农民手里的地方，土劣势力不大，土地问题还容易讨论，至土劣势力甚大的地方，则农民必先要求武装。”1927年10月30日，彭湃在《红旗周刊》第1期上发表的《土地革命》一文是他土地革命思想的系统反映，“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 “……我们从今日起永远不用交租了，我们所负的重债也一律不用还了，我们从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马。我们目前的任务：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的杀个净尽；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军士的家庭去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的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统归农工兵代表会”，最后，他又通过兵士代表的发言高呼:“-切土地归农民”,“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土地革命成功万岁”。彭湃宣传而且发展了八七会议关于工农兵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主张。1927年11月18日，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中，又重点讲述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他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没有。” “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堂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他把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和武装斗争的关系透彻地讲清楚了。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彭湃在讨论中提出了分田的五条标准：“一、照人数多少分；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分；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分；四、照土地肥瘠分；五、田地的时期则不必限定，照俄国办法，经乡苏维埃认为要分时则分之”，这五条俱被通过。另外，他还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不劳动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这些标准和口号，都被写进了大会通过的《没收土地案》中。这个《没收土地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法令。正是根据这个标准和原则，海陆丰迅速地分配了土地，并发给了农民土地使用证，使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回到了自己手中。

三、农民阶层的认识在武装斗争中的体现

彭湃对农民的不同阶层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看清地主豪绅、军阀、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受剥削的根源，最终结果是使农民加入革命的队伍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一）建立自己的武装，和兵士联合起来

他以广宁、花县、番禺、中山、五华以及海陆丰农民被镇压、被摧残的事例，反复强调农民运动要取得胜利，非有自己的武装和组织农民自卫军不可，这在他历次的武装实践中均有体现。

1924年7月，他在担任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时，特别注意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农讲所的军事科目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一，使学员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能够帮助农民建立自卫武装，反击地主武装的进攻。第二届农讲所的男学员组成农团军，在彭湃兼任团长的带领下，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支以农民自卫军的名义建立的正规武装。1924年12月1日，彭湃参与领导广宁农民的减租斗争，与先期到广宁协助开展农民运动的周其鉴一道组织农民自卫军坚决迎击地主武装。这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在支援这次农民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帮助农民自卫军攻下了地主炮楼，并且把缴获的六七百支枪全部武装了农民自卫军。反动地主被迫答应农会要求，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运动获得了更大发展。

在彭湃直达广宁农民运动期间，粤军第三师也派来两个连，到广宁“驻防”。这支部队嚣湃膏篇寐大霹第三师也派来两个连,到广宁嚣:支部队倾向地主民团，不支持农民的减租斗争，甚至指责农会不该减租。为孤立广宁地主，彭湃与周其鉴、廖乾五等发动广大农民对第三师开展了争取、团结、教育工作。组织慰劳，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大量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使他们不敢公开站在地主一边，与第三师—道举行“农兵联欢大会”。在‘'农兵联欢大会”上，彭湃发表演说，强调“反抗那不利于农民兵士之特殊阶级。……共同建设一个衣食住充足的安乐国家，这必定要农兵联合，才能够得着最后之胜利”。1924年12月25日，彭湃和铁甲军车队党代表廖乾五、广宁县长蔡鹤明、第三师副官长詹学新组成“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广宁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问题。委员会通过了缉拿破坏农民运动的祸首江汉英、谭侣松等8人的名单和收缴地主武装两项议案。一系列的教育与争取工作，使第三师驻广宁部队最后由倾向地主民团转向不敢为反动地主讲话，也不敢公开阻碍或破坏农民运动的进行,有时还协助农民办些事情。

在争取第三师的同时，对大元帅府卫士队队长也展开了斗争。卫士队是1925年1月被派到广宁协助铁甲车队镇压反动地主的，但该队队长卢振柳是个国民党右派，他违背帅令，勾结地主，压迫农民，阻碍解除反动地主武装和减租。彭湃等决定向卢振柳展开斗争。他向中共两广区委，以及国民党廖仲恺、胡汉民等，先后报告卢振柳的劣迹。 列举卢的罪状，电告孙中山、国民党中央及务团体各报馆，要求将其撤职查办。1925年1月20日，大元帅府决定将卢调回，卫士队队长由谢升继代理，廖乾五兼任卫士队党代表，这支队伍站到了农民一边。不久，彭湃、廖乾五、谢升继三人组成“广宁绥缉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铁甲车队、卫士队和农民自卫军镇压地主武装的军事行动。

通过对第三师驻广宁部队的争取工作和对卫士队右派队长的斗争，这两部分军队转变了立场，站到农民一边，支持农民的减租斗争。这是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的一个很大胜利。

（二）自己掌握政权

彭湃从开始搞农民运动就注意到政权问题，1923年1月，他就把“图农民之自治”列入农会章程的“纲领”，并明确提出农会斗争的目标：“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以后付诸实践。

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彭湃任委员并兼任农工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农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南昌起义军攻占潮汕后，彭湃担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统一指挥东江地区的工农武装。他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安定社会秩序、建立地方政权等工作。1927年10月初，起义军主力失利，彭湃领导创建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成为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的重要依托。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彭湃回到海陆丰，担负起筹建工农兵苏维埃的重任。他自始至终领导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的进行，在大会上两次发表演说，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作了政治报告。几次讲话，彭湃都认为只有大家武装起来和敌人斗争，才能保卫、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如果联系到他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同-天所发表的《土地革命》一文中，更可以看出彭湃这时已经明确论述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夺取政权的相互关系。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切土地归农民! -切武装归工农！—切政权妇工农兵代表会!”的响亮口号。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国民党军于1928年2月下旬开始对海陆丰苏区进行“围剿”。彭湃又投入了新的军事斗争中。面对国民党军阀派出的两个军的兵力，配以中山、民生、广庚、飞鹰等军舰分三路向海陆丰苏区进攻的局势，红二师在海丰布防，红四军在陆丰、普宁和农民武装配合，迎击敌人。被敌人逼迫，接连转移附近山区。3月上旬，红四师、红二师和海陆丰的农民武装转移到惠来、普宁、潮阳交界的大南山区周围活动。他们在彭湃的领导下，先攻占了葵潭镇，后又于3月12日和22日，两次攻占了惠来城，击毙了敌第七十七团团长向卓然，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第二次攻占惠来城后，建立了惠来县苏维埃政权。一个多月后，惠来县苏维埃政权又被国民党攻陷，彭湃于5月制定了三县暴动计划，但由于敌人突然袭击，三县暴动计划未能实现。

四、农民阶级思想体现在他的宣传教育思想中

彭湃对海陆丰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明确各阶级成分，有针对性地开展阶级觉悟教育，唤醒农民阶级意识，发动农民群众投身革命运动。

（一）亲身示范教育

为了使农民意识到阶级确实存在，彭湃做出很多牺牲。彭湃出生于地主家庭，条件优越。但以这样的身份从事农民工作，必定得不到农民的认同。于是彭湃当众把自己所有的田契、铺约烧毁，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所有的农民群众表示，农民不交租，同样能够获得土地，获得新生活。通过烧毁田契铺约，彭湃和地主阶级彻底决裂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开始信任彭湃。因此，也充分调动起农民加入农会的积极性。

（二）类比说理教育

在一次运用化学反应原理的魔术表演中，彭湃用水从白到黑又到红的颜色变化来向农民讲述阶级压迫的现象，使农民群众明白阶级压迫本来并不存在于社会上，可是，一旦阶级压迫出现以后，农民的生活就变得无比昏暗，尽受压迫。尽管阶级压迫是客观存在的，可是,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够推翻阶级压迫。针对农民加入农会对反抗地主阶级存在的顾虑，彭湃用农民受苦受难的事实分析了痛苦的原因,并对农民救济的方法进行了论述，同时，将农民受到地主压迫的种种证据列举出来，告诫农民必须要团结起来，通过抗捐和减租活动，反抗压迫，提升自身的阶级意识。彭湃通过对农民阶层的分析得出农民比城市工人更具有革命性：农民中佃耕农占多数；他们忠于自己的阶级；他们采用同盟同耕；农民生活艰苦，随时都有暴动的欲望和反抗的心理；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故农村的阶级反目老早就有了，只是没有人挑拨罢了”，之所以能够明目张胆、唯利是图，“完全是我们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太过无自觉和放任了”，农民和封建地主、官僚军阀们的敌对意识的培养，自彭湃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的时候便开始关注到。彭湃在教学中，就把这种反抗意识灌输在课堂教学中，画了-划-勾问同学们这是什么？有同学回答：这是拾粪的工具，彭湃说:“不对，不对，这是那些贵族资产阶级高等绅士倡手上经常拿着、鞭打我们阶级兄弟劳苦大众的‘示特’（手杖），拿着这种东西的人就是我们要打倒的人。”

（三）诗歌、演讲、游行、刊物等宣传教育

彭湃还运用诗歌、演讲、游行示威、刊物宣传等各种方式唤醒农民的革命意识。1921年9月1日，彭湃在《新海丰》的创刊号上发表《告同胞》宣言书说：“今日，我们无产阶级中.无者不为经济所压迫或感受生活之困难者，终日孜孜劳动而三餐不饱者，固属多之，而因生活费之难以支持，至于卖妻、鬻子、堕胎,亦是见叠出，甚至抛弃其生存权，而自尽者亦有之，人间悲惨之事，有甚于此者乎?”对乡间农民悲惨生活的描述，《抗债歌》《农民兄弟真演凉》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在海丰地区流传甚广。以彭湃为主席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坚决支持广州起义，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立即组织全省性分区提灯游行，热烈庆祝。广州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部分队伍改编为红四师并在叶镛等率领下，于1928年1月初到达海丰城时，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彭湃致欢迎词。他在谈到广州起义失败时说：“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分了田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你们到这里来太好了，你们是红军，我们一定要保卫红色政权，我们要红遍东江！”

彭湃认为农民苦难的根源在于地主剥削阶级的存在，增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使农民占据道德制高点，动员农民联合兵士开展减租、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推翻反革命政权，才能彻底消除剥削阶级的压迫。

（作者单位：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