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给文亮信涉及入党事情的解读

彭湃给文亮信涉及入党事情的解读

郑向东

1923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海丰县县长王作新与驻军钟景棠动用军警包围海丰县总农会，逮捕农会杨其珊、洪庭惠、黄凤麟等25人，解散农会，通缉彭湃、林甦等人，史称海丰“七五”农潮事件。“七五”农潮事件之后,彭湃奔走老隆、香港等地，设法营救被捕会员,期间，于9月7日.给施存统写了一封信，彭湃在信里讲到“共产党” “青年团”“马氏”等内容，这封信成为主张“彭湃1924年入党说”与“彭湃1923年入党说”的重要依据，本文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彭湃1923年9月7日给文亮信的原文及引用

施存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五位发起人之一，后来留学日本，也是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1922年1月被日本驱逐出境，回国后被陈独秀指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代理书记，在5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因身体原因，在1923年8月的第二届青年团大会上辞去职务。后来改名施复亮，文亮、亮、子由，方国昌都是施存统的化名，彭湃这封信就是写给施存统的，当时施存统刚刚离开团书记的工作职位，信的原文如下：

亮兄：

弟近来奋斗的经过，详《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宣言书》中。

宣言所载军队，系陈炯明的好友钟景棠所带的，不过我们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不便说出罢了！ ——真苦！ ！ ！

报告书草了一大半，因事太忙，后一半无法草就，今竟前一半都失了。

会中一切文件、记录、统计表及其他种种调查所得的材料和会中所存的书籍，都被军阀烧了。

我现在想把脑中所记忆的写出来，做一篇详细的报告书。

我现在仍是继续的奋斗！请安心！

经这回的变动，同志间有几个变节了。我们的分子坚实些了。

经这回的变动，农民——农会的团体也淘汰了很多不良分子，比前坚实些了。

景山兄不日动身了，你们快要会面了，他很知道这件事。

以后的进行当继续报告。

我以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

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很是秘密的。

口口（此处有两字原件难以辨认，现暂缺——编者注）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

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

在潮州听景山、志白说，兄曾有信嘱我赴大考，可是信来不及了，即及也是不能来的——正是风潮起的时候。

石安兄叫我到粤去，我已动身，忽然狂风大作，故不果行。

以后还有很多话要说，因忙暂止。

宣言书托景山兄带去，恐他迟到故先发此信你。

                                                          何  海书

                                                          九月七日

“何海”是彭湃的化名。这封彭湃给施存统的信里有三句话经常被引用于证明彭湃入党的事情，按出现频率多寡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我以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的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

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很是秘密的。口口（此处有两字原件难以辨认，现暂缺——编者注）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

“我以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

1981年11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有由罗可群、熊泽初、邱锦荣、郭呈祥撰写的《彭湃》一文，其中讲到“彭湃于一九二三年底到一九二四年初这段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者在页底下注释说明理由有三条：第一条就是“1923年9月7日彭湃给文亮的信”，原文这样说：“一、彭湃本人的书信。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他给文亮的信还说'中国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说明他这时还未入党。”

北京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的《彭湃传》说：“一九二四年春，彭湃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依据讲了四点：一是彭湃1923年9月7日给文亮的信；二是1923年11月的中央局报告；三是周恩来的《彭扬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四是1930年8月30日《红旗》所载的《彭湃、杨殷两同志事略》。第一个根据就是“彭湃1923年9月7日给文亮的信”。

1986年，蔡洛、余炎光、刘林松、罗可群的《彭湃传》和《关于彭湃入党时间的考证》，“认为彭湃在1924年到达广州后，由社会主 义青年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较为符合历史事实”。捉出五个依据，第一条也是“1923年9月7日彭湃给文亮的信”。

1986年陈登贵发表的《彭湃传略》讲到:“彭湃于同年（1924年）四月、到了广州，便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理由也是“1923年9月7日彭湃写给文亮的信”,而且没再使用其他依据注释说明，而是专门讲彭湃给施存统的这封信，然后就说彭湃“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用于证明彭湃1923年或1924年入党不严谨

罗可群、熊泽初、刘林松等人的文章在早期一段时间主张“彭湃1923年入党”，后来又改为1924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所以，“彭湃1924年入党说”是主流，而所有主张“彭湃1924年入党说”的证据都用到“彭湃1923年9月7日给文亮的信”。但是，仔细阅读“彭湃1923年9月7日给文亮的信”，里面没有一句讲到彭湃入党的事情，之所以变成“彭湃1924年入党说”的重要根据,都是后来研究人员的联想和推测，而这些联想和推测却非常牵强。

（一）说“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与彭湃写信时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没有必然联系

彭湃信中说“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彭湃写这信是1923年9月7日，两年前也就是1921年，“彭湃1924年入党说”因此断定彭湃1921年没有入党。按照“彭湃1924年入党说”的解释，彭湃需要思想上入党后，在组织上才能入党，而且“世界观的转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从深信无政府主义到深信马克思主义”，彭湃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1年到1922年初。彭湃在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信仰后，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但思想上还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残余，……第二个阶段是在彭湃从事农民运动以后。 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彭湃刻苦磨炼目己，使自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事农民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彭湃需要思想上转变之后才可以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因为这样，尽管在这个期间彭湃跟党的组织有多种联系，但并没有从组织上入党”。所以，彭湃要在1922-1923年，经过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锻炼之后才可以组织上入党。

“彭湃1924年入党说''这种逻辑关系，笔者只能说对彭湃的要求太高了，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其实，彭湃1922年烧自家田契这一壮举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自己家的田契，试想彭湃烧自家田契之后又有谁能做到？烧地主田契的很多，但是烧自家田契，翻遍历史书籍，彭湃烧自家田契几乎就是“前无来者，空前绝后”。烧自家田契这件事证明彭湃是一位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

思想上行动上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对每一位共产党员的要求。但事实上，在建党初期，思想上行动上入党后再组织上入党是不可能做到的，参加1921年中共一大的13名党员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之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13位代表中，毛泽东、董必武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壮志未酬；李达、李汉俊中间脱党但不放弃信仰，仍追求进步；刘仁静、包惠僧一度转投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有益工作；王尽美英年病逝。也出现了革命叛徒张国焘；人民敌人、甚至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陈公博、周佛海。有人做过统计分析，按照中共一大有53位早期党员去分析，他们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三类。“其一，坚持信念，奋斗终生的有10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尽美、高君宇、朱务善、赵子俊其二，为党牺牲的14人。李大钊、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赵世炎、张太雷、邓中夏、杨明斋、沈泽民、俞秀松、何孟雄、缪伯英、李启汉、范鸿劼。其三，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有29人。”事实非常清楚，中共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每一位要加入党组织、追求进步的人进行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审查之后才在组织上接受，况且思想上和行动上入党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依据可以衡量。所以，用1921年、1922年、1923年彭湃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因而彭湃不能加入党组织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况且，说彭湃当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还达不到入党要求更是错误的。

相反的，彭湃向施存统说“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这句话其实就是彭湃在思想上，以及组织上入党的一个证明，是彭湃加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一个最好证明。当时入党要求并不复杂，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第四条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一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林伯渠的说法是非常简单，他在《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说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情形，指出当时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成立的章程，也没有入会条件与手续，“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

彭湃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后，1919年9月，与李春涛加入进步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学习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和思想，“后来建设者同盟改组为晓民会”，彭湃在参加“建设者同盟”的活动中，“因与大杉荣、堺利彦、近藤荣藏等相识。堺利彦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者、共产国际日本组织创始人之一。1921年，近藤荣藏与堺利彦、山川均等人成立了共产国际日本支部预备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晓民会”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建设者同盟”成员多来自农村，与农民联系密切，熟悉农民疾苦，重视农民问题，也因此导致彭湃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建设者同盟”与“晓民会”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大杉荣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彭湃这句“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表达的是他从“建设者同盟 ”组织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转变。

20世纪20年代初期，各地在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也出现过信仰主义的争论，当时“广东共产党”开始也是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信仰，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米诺尔和别林斯基来广州协助建党时，就是加入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政党。无政府主义简单说、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后不需要政府的存在，所以称为“无政府主义”，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全世界很流行，共产党一些早期领袖也跟彭湃一样，曾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之后，经讨论后，“广东共产党”才改信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广东共产党进行改组重建，组建了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与彭湃同样情况的这些人，刚开始曾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很多中共早期党员，不会因此没有及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不能够用彭湃说自己原先深信无政府主义，后改信马克思主义就断定彭湃思想上还没入党，甚至错误地推断彭湃因此不能够立即加入共产党组织。

（二）“口口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不能证明彭湃当时一定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彭湃说：“口口（此处有两字原件难以辨认，现暂缺——编者注）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这里难以辨认、暂缺的两处空白“口口”，也是很多“彭湃1924年入党说”的人喜欢发挥想象的地方，说这“口口”是“中国”，“口口的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因而得出彭湃认为“中国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经过这样一番假设、推论、解读，最后断定彭湃当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这“口口”两个空白，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口口”应该指“广东”更准确,因为当时谭平山主持的“广东的共产党” 一直没有支持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所以彭湃会感慨“广东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这个可以从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人的文章里得到证明。瞿秋白在《纪念彭湃同志》里讲到，彭湃“在一九二O至二一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广东支部的一个发起人。在广州工人中做了不久的工作，便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从那时候起，他便在海丰农民中活动。陈公博虽然也是广东共产主义团体的发起人,那时候他可是早就退出去了，广东党的组织是谭平山在这里指导，他对于农民运动是不会帮助的。所有只有彭湃同志一个人在那里建立党和农民的组织，省委是从来没有什么指示的。这样子他-直工作到-九二四年。”瞿秋白很清楚地说，“广东党的组织是谭平山在那里指导，他对于农民运动是不会帮助的”，“省委是从来没有什么指示的”。这才是彭湃感叹“广东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的原因。彭湃说：“我们快要组织-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很是秘密的”，是指当时在海丰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据当时参加农民运动的钟贻谋在《海陆丰农民运动》-文的回忆，彭湃曾经和几个最亲密的同志，在龙山的‘仙踏石’上开过几回关于筹备组织党的秘密会议”。这样，“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站而且很是秘密的。口口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 就是指海丰在组织自己的地方党组织，因为谭平山“广东的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 。

彭湃信中的“我以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这句话，也是很多“彭湃1924年入党说”的人用于证明彭湃当时只是团员，但想加入党组织的证据，其实也是无头绪的猜测而已。这句话也可以只是一般感想罢了。

分析“彭湃1924年入党说”的依据,除了罗绮园和《红旗日报》的《彭湃杨殷两同志事略》说的 “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句不知出处的话是早期依据，其余都是党外人土和后来研究人员的推测，如陈其尤的听说、陈卓凡和林务农的猜测等，而这封我复被用作第一证据的“彭湃1923年9月7日给文亮信”也只是后来研先人员的联想、推测和解读，说服力不强。而“彭湃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证人证据非常多，包括多个场合说过介绍彭湃入党的施存统和谭平山，是以瞿秋白、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等多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笔者另有《施存统发展彭湃加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经过与析疑》《彭湃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谭平山吸收彭湃加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探析》等文章考证彭湃1921年入党，这里不展开）。彭湃给施存统（文亮）这封信的几句话没有具体讲彭湃何时入党这件事，却被“彭湃1924年入党说”的人用于解释彭湃思想尚未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需要不断转变，因而不是共产党党员，只是青年团团员……这种解释实在很牵强。用这样不真实、牵强的几句话来作为解释彭湃什么时间入党的根据是非常不应该的，没有人发自内心真正信服。

仔细读这封信，倒发现不少亮点，举一例。信中说：

“在潮州听景山、志白说，兄曾有信嘱我赴大考，可是信来不及了，即及也是不能来的——正是风潮起的时候。

“石安兄叫我到粤去，我已动身，忽然狂风大作，故不果行。”

这两句话一对比，非常清楚彭湃与“石安兄”经常往来，与“文亮兄”的信息交流却是通过景山、志白。“石安兄”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文亮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施存统（施复亮），“景山”是李春涛，“志白”是杨嗣震。这证明那段时间，彭湃与党中央的联系比跟团中央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

通过前面分析可以清楚，使用“彭湃1923年9月7日给文亮信”来作为证明“彭湃1924年入党”的证据是不严谨的，令人不可信服。

                                                                                  （作者单位：中共汕尾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