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与中国农民运动模式创新

 彭湃与中国农民运动模式创新

 张启良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曾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较早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全局高度认识农民问题。1926年初,彭湃在《中国农民》上发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成为指导中国农运可的纲领性文献。彭湃不仅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理论家，更是农民运动的实践家，在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干部训练形式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一、创新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创建新型农会，赋予农会政治功能，推动农民运动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发展

农会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间就产生了。1890年，孙中山倡议“仿泰西兴农之会”。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主导之农会组织，本质上是将其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以研究农学、讲求农务推动农业发展为主旨的新式社会团体。

191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务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1913年.全国各县大最先后成立了县农会,以推广农业知识，辅导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和协助农民解决困难。农会组织只是作一些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一般不参与乡村政治活动, 对多村社会秩序并不产生影响。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农会组织大力发展的时期 。这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是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治形式,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农会组织与旧农会有着本质性区别。 彭湃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受压迫剥削深重，蕴藏着伟大的革命性。1922年6月，彭湃“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他脱掉长布衫，换上破旧的农民装，主动与农民交朋友，开展农民运动思想启迪，并着手建立新型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针对农民观望情绪严重的情况，彭湃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

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我委他，他委我，互相推诿，结果没有一个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有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

经过一番努力，克服种种困难，1922年7月彭湃发动成立了 “六人农会”，不久又扩大成立赤山约农会，会员达500多人。一切为了农民，一切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坚定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这是彭湃创立农会的根本宗旨和中心任务。农会发表了宣言，散发《农会利益传单》，明确提出农会的奋斗目标：防止田主升租、勒索，凶年减租，调和内部争端，救济疾病、死亡、孤老、罹灾，防止盗贼，禁止烟赌，奖励求学，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知识，共同生产，便利金融，抵抗战乱等。

彭湃认识到，农会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和纸张上，只有在斗争实践中真心维护入会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会才会有更大的吸引力、更持久的生命力。他适时地发挥农会的组织作用，紧紧依靠会员的集中力量，领导农会进行了调节民事纠纷、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城市土霸强收粪肥运送码头费等一系列维护会员切身合法利益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农会的声威日渐播，一些农民渐渐认识到农云是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机关。“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利，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由是警察法官亦深恶农会。农会既为农民解决许多纠葛，及帮助其胜利，故加入者日众。”

1922年10月，彭湃又派人到陆丰发展农民运动，得到陆丰广大农民热情拥护，建立了一批区、乡农会。至1922年底，海丰县共有12个约98乡成立了农会，人会者2765户.约16590人。1923年元旦，各乡农会代表在海丰县城集会，正式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彭湃当选为会长。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当天公布了《海丰县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进一步提出农会的目标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这些目标反映了农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之关切。

随着斗争的深入，彭湃着手将农会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最终是夺取政权。1923年2月9 日，彭湃在一封信中提出：“所采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海丰县总农会还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组织机构.下设文牍部、农业部、宣传部、仲裁部、财政部、交际部、庶务、教育部、卫生部，各部门均有明确职能分工。农会的发展引起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组织起“粮业维持会”与农会对抗，并向法庭施加压力，通过法庭来拘捕农民。海丰县总农会即发动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提出强烈抗议，迫使法庭释放被捕农民。“海丰总农会经过这次的请愿及示威，农民已认清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 “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紫金五华惠阳陆丰诸县农民加入者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两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分设县农会。”1923年7月，广东省农会成立，共有会员10多万人，彭湃任省农会执行委员长。

作为一种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政治机关，农会已发展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政治组织力量。1923年7—8月，海陆丰地区接连遭遇台风袭击，农会发布减租通告。8月15日，海丰县总农会举行减租誓师大会，到会农民2万多人。农会的迅猛发展及其革命性活动，极大地引起地方反动势力的仇恨，试图用反革命暴力来扑灭农会的燎原星火。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海丰县长派反动军警300多人，包围、袭击海丰县总农会，逮捕农会干部25人，并下令取缔农会，通缉彭湃，同时派出警兵到各乡催促农民十足交租，查缴农会会员证章。陆丰县政府也下令取缔农会，拘捕、迫害农会干部。 此为广东运动史上的“七五"农潮。海陆丰农民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在彭湃的领导下，斗争从未停止。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自1923年8月“七五”农潮之后，转入秘密活动。到1925年2月,东征军击溃了陈炯明的反动势力后，海陆丰的农会组织迅即复壮大，农民运动高涨。7月5日，海丰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海城召开，通过了巩固各级农民协会组织等5项议案，同月陆丰县也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中共海陆丰地委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飞速发展。至1926年5月1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海丰县有区农会11个、乡农会660个，会员19万人。海丰、陆丰两县的会员人数占全省农会会员总数的41%。农会的威信日益提高，当时的海陆丰，人们称“政治的中心不是县政府，而是县农民协会”。农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带领广大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政治斗争工具。

二、创新农民运动的斗争形式，组建农民自卫军，大力发展壮大农民革命武装，推动农民运动军事化发展

彭湃在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渐渐认识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重要组织者。

1923年8月“七五”农潮爆发，海陆丰农民运动遗到军阀陈炯明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武装镇压，农会被捣强和取缔，农会干部被拘捕， 农会会员证被收缴。残酷的斗争现实，给彭湃以深刻的启发：农会仅靠组织大规模的集会或者赤手空拳示威游行，是根本无法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的，农会必须有自己的革命武装。

1923年底，彭湃自汕头回到海半,农区纷纷前来看他，“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1924年1月20日，彭湃在给刘仁静的信中说：“此间农民异常困苦……惨不忍言。我们对他们讲话，他们好像不大愿意听的。问他们是为什么？他便答道：‘问你有枪无枪耳！别的可不用说。'他们认为不用枪即刻开放，总是不能救他们的。”这使得彭湃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

1924年4月上旬，彭湃抵达广州，住越秀南路93号，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6月，在花县检查农民运动工作时，他表扬了农民协会主动组织农民武装的正确做法。他说：“现在跟敌人斗争，就不能像过去一样发动农民拿着长矛、短戈去杀敌人，这个会被人用洋枪、洋炮打死的。我们要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就必须要有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8月27日，在廖仲恺的支持下，由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200名学员组成广东农民自卫军，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正规武装队伍。彭湃担任广东农民自卫军团长，徐成章任教练。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后，“每日皆在省署内操练，纪律极严”，“成绩颇佳”。广东农民自卫军“内外一切事务，则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秘书彭湃兼任团长，计划办理，极为周善”。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斗争中，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与刘尔崧领导的工团军一起冲锋陷阵，为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盛赞：“……最近广东甚至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可见他们可以革命了。”

彭湃在党内较早就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在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更加坚定了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的信念。1924年11月26日，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达广宁县，组织和领导了长达三个月的广宁农民为减租反对地主武装的斗争取得胜利。12月25日，他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补充报告中明确指出：“广宁、花县及其他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注明：不建成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从我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而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1925年2月27日，彭湃随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回到海丰。3月中旬，海丰县召开各区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恢复了县农会，彭湃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并建立一支2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李劳工任总队长。“我邑农民素少自卫之训练，此次农会恢复，执行委员会李劳工君为总队长，组织农民自卫军教练所。”“随后，彭湃又派李劳工到陆丰建立了一支4()多人农民自卫军。在彭湃的号召和农会的组织领导下，海陆丰农民口卫军拿起武器袭击陈炯明军队后方，封锁消息，断绝敌人粮食供应，有力地支援了东征。彭湃后来在总结东征军胜利的原因后说：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夫役、向导、侦探及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凡党车所过的地方，人民亦无不扶老携幼人山人海的欢迎欢送，甚至以酒肉来慰劳军士，于是党军得着莫大的援助及精神的安慰，才有把陈炯明这帮反革命派打得这样痛快淋漓。”4月26日，彭湃在《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

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分总队、各区常备农军小队和不脱产的农民武装三个部分。海陆丰农军非常重视自身的训练，设立农军教练所。周恩来还派卢德铭等10余名黄埔军校学员担任军事教官，参照黄埔军校的训练内容和方法对农民自卫军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农军的纪律观念、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1925年9月，军阀陈炯明军队卷土重来，海陆丰农军奋起抵抗。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海陆丰农军积极担任东征前导。10月22日，海丰农民自卫军率先占领海丰县城，迎接东征军入城。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在配合东征军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打击地方土豪劣绅反动势力、巩固海陆丰农民运动成果的坚定力量。“农民必须有了武装，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因为我们的敌人，也是有武装的。我们要打倒敌人，就要先武装自己。所以农民自己就应该出来当农军。”海丰农军，也是省农会特别注意的。因为海丰农军，是各省各县的农民模范武装。”

彭湃不仅重视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建设，而且十分重视全省农民自卫军的发展。在他的组织领导下，1925年广东许多县都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彭湃还亲自担任广东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把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相结合。1926年4月，农民自卫军发展到了3万多人，成为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广东各地爆发武装起义的基本力量。

三、创新农民运动的干部训练雌形式，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推动农民运动向全省乃至全国发展

彭湃在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具传卖践中，深切感受到农运干部的极其匮乏，对于农民运动发展十分不利：“这种工夫很不是容易，如少同志更加困难。”“以弟的经验可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少同志'。此间同志太少，一人兼数种工作.日夜都忙个不了，……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

随着全省农民运动的形势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农运干部下到乡村去组织、发动和领导:1924年4月,彭湃来到广州后，负责指导全省农民运动。“为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经彭湃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受委派具体负责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办工作，并担任农讲所主任，7日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招收学员38名，均为有志于从事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在中以五四运动的经验要觉悟到要 '人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有女生二名。”

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广州农讲所的建立，是顺应革命历史发展激流而出现的，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产物。”第一届农讲所设立了系统的革命理论课程，学员学习的科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本党主义者”，有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国民党党纲及宣言；第二类是“关于中国国民革命之基础者”,共有十门。第三类是“关于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略”者，共八门。通过理论培训和学习，农讲所学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明显提高。

彭湃在筹办和主持农讲所的过程中，在教学内容设计上既注重农民运动理论学习，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说教式理论灌输。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学而为国民革命，学而为农运发展。“最注意所外活动”，实践性是农讲所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学生除正式授课外，最注意所外活动，凡星期日须有农村运动实习，步行之训练，马术之训练，又有农民党员联欢大会之组织，市郊农民协会之成立，及东西南北四郊之实际调查与宣传组织。”学员萧一平”回忆道：“他（指彭湃）经常和我们谈关于怎样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具体问题，并经常带我们到广州市郊农村作实习。他讲的课程很实在很具体生动，他把在海陆丰搞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交给我们，是我们今后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最好知识。”

彭湃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以及指导花县、广亍等地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筹办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课程设计上就设置了军事课。凡农讲所学员，一律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使得农讲所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半军事化”性质。“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彭湃亲自带领学员到黄埔军校参加军训，“长洲陆军军官学校期间十天”，军训时间约占整个课程的1/5。军训的顼目较多，有基本的队列操练、刺杀、实弹射击、枪支维护、山地战、骑马、夜间演习，等等，受训的农讲所学员军事素质有较大提升。

1925年彭湃随东征军到达海丰，主持成立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彭湃在百忙中还亲自为学员授课，主讲“海丰农民运动史” “农村阶级分析” “革命人生观”等。此外，每天还组织学员进行两小时的军事训练。星期天组织学员进行社会调查或者到农村劳动。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学模式基本上参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取得良好效果。

彭湃主办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广州相继举办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各届农讲所的办理方法、教学内容，也都参照了彭湃主办的第一届农讲所的做法。第一届农讲所培养的学生，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之推进机”，“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

1925年9月14日，在彭湃的主持下，第五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学员共114名，学习时间近两个月。这届与前四届相比，又有许多创新之处，更加注意训练学员的自治能力。“除遵章教授学科及军事训练外，更注意学生的自治。组织一自治会。” “本会为学生训练自治之能力及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最革命的战斗员为宗旨。”此外，在招生范围上扩大到全国，学员来自湖南、广东、湖北、山东、广西、江西、安徽、福建等省，更具有广泛性，农讲所自此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干部培训学校，广东以外的学员有72人，占学员总数的半数以上。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招生范围上继续沿用了彭湃的一些做法，共招收了来自全国20个省327名学员，为历届人数之最多、范围之最广、影响之最大。毛泽东除聘请彭湃担任教员外，还组织全体学员到彭湃亲自领导的海陆丰地区开展农村实习、农民运动调查。

彭湃主办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新了农运干部训练形式，具有开创之功。“广州农讲所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议下创办的，并负责整个筹建工作，特别是彭湃等共产党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运人才，亦以彭湃之力为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办了六届，不仅为中国农民运动输送了近800名优秀的农运干部，而且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各地农运干部训练发展。各地仿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纷纷举办农讲所、农训所。1925—1928年间，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陕西四川等省举办的农讲所、农训班、农军学校等达到45所，为中国农民运动输送了数千名农运干部：“农讲用以其革命性、战斗性而闻名于全国，吸引着成百上千的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投奔她的怀抱，为全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出现作了干部上的准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