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海陆丰的斗争

回忆海陆丰的斗争

陆定一

1927年12月，我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工作，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消息当天就传到上海。团中央领导人紧急开会，决定派我立即起程，去参加暴动，名义是团中央巡视员，任务是协助团省委发动团员、青年参加暴动。因为抢时间，我是坐一艘货船去香港的。船到香港，广暴已失败，党和团的省委会人员都到了香港。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已经牺牲，党中央派了李立三同志为省委书记，召集中共省委扩大会议，检讨广暴的失败。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因此我得以了解广州暴动的经过。12月29日，我在香港写了一份《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七在暴动中的工作》的报告给了团中央，同时请团中央指示我下一步的工作。团中央要我到海陆丰去巡视团的工作。

1928年1月上旬，我仍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海陆丰。香港党的机关派了“交通”为我带路。“交通”听到我的外乡口音，担心路上发生麻烦，要我装哑巴。我们从香港乘小轮船，经过一夜航行，安全到达海丰汕尾港，看见到处红旗招展，人们戴着红领巾，红袖章，生机勃勃，非常高兴。我们由陆路到海丰县城。

海陆丰是我们党领导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地方。“四—二”反革命政变后”海陆丰地委在1927年4月、9月两次发动农民暴动，都被敌人镇压下来。10月初，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从潮汕撤退到海陆丰，东江特委把他们改编为红二师，师长董朗同志，党代表颜昌颐同志。

10月下旬，海陆丰工农武装在红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暴动，解放了海丰、陆丰两个县城，两县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首先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干部、群众革命热情都很高。我到海丰时，看到县城里红旗招展，也听说彭湃大义灭亲，把亲戚中的恶霸地主也杀了，自己家里的地契也拿来烧掉，群众对他非常敬佩。

住了几天，我逐渐了解到当时海陆丰的形势是很严峻的，这个根据地并非巩固，海陆丰第三次暴动，正是两广军阀内部矛盾尖锐的时候，因而没有力量立即进行镇压。11月份，红色政权不仅平安地度过，而且有所发展。广州暴动失败后，广东两派军阀接着在东江西北部展开混战，当时他们都避开海陆丰,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对他们都是“腋肘之患”,自然非除掉不可。这时我们面临着两种抉择：继续采取进攻的策略，向惠阳、广州的方向发展；或者采取守势，向普宁、惠来的大山区域发展,准备新的后方,必要时可以战略退却，到后方根据地活动。东江特委和广东省委采取的都是进攻策略，1928年1月5日，广州暴动的部队1000多人经花县、河源撤退到海陆丰后，东江特委把他们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叶镛同志任师长，袁裕（袁国平）同志代理师党委书记。这支队伍除留一个团约500人帮助工农武装防守海陆丰外，其余都开往惠来、普宁一带活动。

广东省委担心广州暴动失败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坚决执行原订计划，继续发动农民暴动，不得推迟，更不能中止，以便汇成全省的暴动，夺取广东政权。特别指示东江特委要巩固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不要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邻近各县也必须起来暴动。省委批评上山或者退到偏僻地区以保持实力的政策是“自取灭亡”。实际上，由于敌人调集重兵到东江地区，要巩固海陆丰政权已不容易，发动新的全省暴动更是做不到的。

12月下旬，敌人围攻海陆丰的风声越来越紧，干部和群众都知道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因此在这时发生了“二八”事件,所谓“二八”事件，就是当时谣涿纷纭,说是敌人正在向海陆丰扑来。我们的侦察员还报告说：陈济棠的部队距离陆丰只有80公里了。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必要时退到后方根据地黄羌。12月28日午后召开党员大会宣布这一决定，会后许多人一哄而散，有人以为敌人已经到了，连忙逃跑。傍晚，海丰县城行人稀少，机关空无一人。

直到30日早晨，才知道我们的侦察员侦察不实，谎报军情。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广东省委对这件事情非常恼火，派省委常委沈青同志来查办，他认为责任在于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应向党员和群众检测自己的错误,让群众批评。省委没有从形势的变化来分析事件发生原因，只是归咎于“党组织的机会主义”，而根源是“党的机关中充满了知识分子”，断言“如果指导机关中工农分子占绝对多数，实际起作用，决不会如此恐慌退缩，犯这样大的错误”。沈青同志到海陆丰后，立即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改组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

我到海丰后十来天，即遇到广东省委在处理“二八”事件和东江特委、海丰县委的问题。党代会是1月22日在海丰县城准提阁召开的。大会一开始，主席就宣布工农同志坐前面，知识分子坐后面，先给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接着，沈青同志代表省委，彭湃同志代表东江特委、陈舜仪同志（海丰县委书记）代表海丰县委，报告“二八’事件的错误。代表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彭湃同志在群众中威信高，他作了一些解释，代表不再批评东委，主要批评海丰县委。

第二天，沈青同志作政治报告，我传达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当时我也是很幼稚的，有“左”的思想，对形势缺乏深入的分析，传达11月扩大会议的精神，就是强调进攻。会议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时，仍是要继续发动邻县暴动。会议最后改组了海丰县委，广东省委实行惩办主义，海丰县委常委都被撤职甚至处分。新县委11个委员中，1个工人，10个农民，出身都很好。但是这样片面强调出身成分，又进行了大换班，一些有斗争经验的人落选了，结果是严重削弱了县委的战斗力。

当时海陆丰的困唯，一个是军事，另一个是经济。

1928年1月以来，敌人对东江地区加紧进攻。我们的部队作战很勇敢，经常一个连可以打赢敌人一个营，一个营可以打赢敌人一个团。如驻蔡潭的一个连，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突破敌人一个营的阵地，并缴获了一批机关枪和迫击炮。在惠来的战斗中，红四师以三个连打垮敌向卓然进犯的一个团。但是战斗频繁，我军伤亡很大，主管军事的同志一直没有注意扩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军官都是外地人，听不懂本地人的话，不愿意吸收农民到正规红军中来。我到海陆丰后，曾协助共青团组织少年先锋队，把团员和青年编成四个队，称为“马克思队”、“列宁队”、“李卜克内西队”、“卢森堡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营，共有1000多人。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四个队之中“卢森堡队”就全部是女的。其余三个队全是男的，少年先锋队在防卫中是起了作用的。当时颜昌颐同志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我对他说：兵力消耗这么大：没有得到补充，这样打下去能支持多久？建议由少先队补充红军。颜昌颐同志同意派红军干部到少先队工作，少先队跟红军走，逐渐把他们编入红军。但部队减员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2月中旬，敌军两派混战结束，统治广东的军阀部署兵力进攻海陆丰，形势日益严重。东江特委一些同志很担心，杨殷也说，他想不出保卫海陆丰的办法。

经济方面，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收入是靠没收地主土豪的财产，军队的给养靠它，政府的经费也靠它。开始时还可以维持，但这种收入不固定，逐渐地财政上就捉襟见肘。政府人员生活也困难。我是团中央派来的，对我有点优待，彭湃等领导同志有时还带我到茶楼吃点心，许多同志伙食很差。当时管经济的同志是陈舜仪，我看他简直束手无策。为了开辟财源，维持军饷和政府的经费，不得不向商人和富户派税、派饷，税收仍是不够开支。

2月下旬，团中央要我回上海，我即离开海陆丰。经过香港时，我向广东省委报告海陆丰的情况，主要讲了红军得不到补充和政府财政困难等问题。广东省委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发了一封《指示信》，批评东江特委军事上有拼命主义的倾向，是失败主义观念的反映，没有坚决保卫海陆丰的自信心。省委认为海陆丰的红色政权是保得住的，因为东江方面敌人多次失败，兵力损失很大,我们进行士兵运动就能进一步削弱他们。只要进一步发动农民，就会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造成全东江割据的局面,警告东委“不应有一点动摇”。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广东省委是轻敌的，这些指示脱离了实际。

在省委“左”的思想的指导下，东委的战略方针仍然是进攻的，还在发动东江各县的农民暴动，但是他们究竟比较接近实际，兵力的进攻方向，不是向西（向惠阳和广州），而是向东，向山区普宁、惠来，这是正确的。这时,敌人分三路向陆丰的大安，海丰的公平并由汕尾调来部队实行包围。敌人炮火猛烈，红军和工农武装一部分上山，一部分分散到农村中，海陆丰的红色政权就此瓦解。

海陆丰是有坚实群众基础的地方，彭湃同志是极有威信的领导者，海陆丰有党员2万多人，团员好几千人。正规红军有2个师两三千人，还有工农武装，力量是不弱的，为什么失败这样快呢？

海陆丰斗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敌我力量对比我们处于劣势，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这些都是客观方面的。就主观上来说，当时我们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很幼稚，不成熟。就海陆丰的情况来说，当时采取一些过“左”的政策，比如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在正确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志，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以极刑，就连通信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采取打击政策，在土改中不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没收，这样就孤立了自己，这些都是幼稚的表现。我们的党从幼稚到成熟，需要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不经过若干次失败，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很难趋向成熟。

幼稚还表现在当时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进攻，不知退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前进、进攻甚至冒进是很容易的，退却，后退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在敌人步步向海陆丰进逼的时候，起义的领导人主动退却，向普宁、惠来的大山区发展，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当时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办不到。因为中央，省委当时整个的指导思想是进攻，而不允许退却。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实行退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何况在尚未失败时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呢。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率领部队不攻长沙而上井冈山，这在当时也只有他能够办得到。这是战略上非常英明的一幕。但他竟因此受到处分，被撤消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

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他这个行动才被全党认为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的。这说明进攻需要勇气和谋略，退却也同样需要勇气和谋略。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谋略。该退的时候就要退。不但善于进攻，而且也要善于退却，这是脱离幼稚状态，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海陆丰的失败中，我们所能得到的经验中，我想这一点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对于战略防御的必要，讲得很透彻，很具体，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不但用来了解过去，并且，我相信，学了这一点，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会变得聪明些。

我简要地讲了海陆丰苏区的兴起和失败，并且检讨了那里的错误根源在于我们全党当时还是不成熟以后，还要正面说一说广东东江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传统。

海陆丰人民的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其影响及于全国。

海陆丰失败以后，继之而起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古大存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在普宁、惠来的大山区建设和长期坚持了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纵队，这个队伍同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一直坚持到与人民解放军会合，完全解放东江，解放广东。

到这个时候，东江人民才走完了艰难的革命历程，实现了先烈们的遗愿。

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如实地回顾当年，为的是教育后人，革命的历程非常曲折，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东江的人民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