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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海丰县华水塘地下党活动的调查
林泽民
华水塘是华照楼、水龙仔、坪塘三个毗邻小村的通称,三十年代属海丰县的公平区(二区),现属平东区谷刀乡。该地背靠虎形山和南门嶂,其后峰峦起伏,北近陆丰新田,西连黄羌。三十年代,三个村合计二百多人,自国民党反动军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攻陷海陆丰县城后,长期对海陆丰苏区进行围剿,当时公平区(包括目前的公平镇、平东区、黄羌区、黄羌林场、西坑林场,以及解放后划归海城地区的吊贡等村庄)是整个海丰、也是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党的武装斗争活动中心,受祸尤烈。一九三二年春起,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对苏区,特别是潮普惠和海陆紫两块较大的苏区,以黄震寰和张达两师的各一个团兵力,疯狂进攻海陆紫,同时实行编保甲、搞联防、建炮楼,步步为营,华水塘附近的南门、黄塘角、大坑头等地都被迫成立民团,而以日中圩为中心设民团队部,并在金竹园和黄塘角建炮楼,形成对华水塘苏区的严密包围圈。一九三三年,领导华永塘坚持革命斗争的江运昌、刘布二人被国民党杀害,在苦竹园的中共东江特委委员、海陆紫县苏主席林潭吉,在大安峒的东江独立师师长、东江军委常委彭桂两位主要领导干部先后牺牲,只存在少数红军和县苏常备赤卫队在海陆边坚持游击,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剿灭海陆丰共产党的大功已告成,也就没有强迫华水塘起民团了。
但是,华水塘及附近乡村幸存的党团员及群众,心中仍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他们日夜盼望党派人来领导他们恢复苏维埃,重享土地革命的成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东江特委特派员宋华明和刘茂秘密来到了华水塘。
宋华明是公平区麻竹人(现属黄羌林场),一九零六年生。家极贫穷,姐姐少年即给高潭的人家当童养媳。宋华明是明清间农民暴动领袖牛古都的最后一个子孙。麻竹又是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较发达地区,一九二五年九月,陈炯明余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刘杨叛乱之机,重
犯海陆丰,麻竹地区的农军,以四十余人、十余枝粉枪,抗击入侵的三、四百逆军,激战三小时,毙伤逆军六人,使逆军战败而退。一九二七年,麻竹成为海陆丰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九月间,曾在这里成立海陆丰工农讨逆军大队,接受过公平敌起义军郭其宽排。苏维埃时期,这里在土地革命完成之后又成立“共耕社”(当时叫“合大家”或“大食堂”)。宋华明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参加农会活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转为党员,先后在乡农会、区苏、县苏工作,任过县委巡视员,后来转到部队,调东江特委。
一九三三年农历八月,宋华明同刘茂(高潭人)到了华水塘,联系上过去的老相识、团员张坤,谈了回来的目的是要找个立足点,开展活动,详细询问张坤关于华水塘及其周围的政治形势和群众情绪,张坤告诉他俩,并说:群众是要革命的,请他俩就在华水塘住,当晚,宋华明、
刘茂由张坤带去同水龙仔的党员陈宁和党员、原乡苏干部刘兴宝联系,他们两人见了宋华明,十分高兴,详细谈了各自的见闻,宋华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这两位党员确实可靠,于是向他们说明此来的意图是奉东江特委命令,回来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准备粮食迎接部队到来,并鼓励他们,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还存在,继续指挥斗争,要有信心,大胆工作,住了几天即离开。
过了不久,宋华明、刘茂同另外两位同志又来华水塘,每人各带一支驳壳,宋华明还多带一支左轮,同来的两位,一位叫陈其,年纪和刘茂差不多,约三十岁左右,据说是梅陇人,有一姑母住在海城的陂头园,另一位叫古丁运,看来不上二十岁,是五华人,他们来后住了半个月,陈其说要去他姑母处,相机开展工作,但一去没再回来,以后听说被反动派抓去,牺牲了。
宋华明以后又来往几次,到了一九三四年农历正月十一日(新历二月二十四日),就定居在水龙仔村。张坤等同志帮助他们在村外山园和村边竹丛边各挖三个地洞,洞是从上向下垂直挖一深井,再在井底挖一条通道到别处,洞上密铺竹木,再把泥土覆回去,依然可以耕作,他们每人各住一个洞,经常是夜出日归,后来也有白天出门的,他们同各村来的人接头地方是水龙仔的农会馆,农会馆有后门,当他们在农会馆时,就放着竹条竹片和竹篾,摆着竹刀等工具,偶有外村人来,就说是来补萝的。
此后,他们活动频繁了,张坤时常晚上带他们到各村联络,商谈工作,活动范围逐渐扩大,除华水塘三个那还有谷兜、合门等村,大约活动范围达到十五华里。他们联系的人,水龙仔除张坤外,还有张土桂、陈火进、陈乃应(团员)、陈火、坪塘村的吴娘福、谷兜的黄石(党员)
嶂下的刘潭清(党员)、合门的黄娘顺(党员),当时这些人最多岁的是刘兴宝,五十三岁,其次是黄石和张土桂都是四十岁的人,其余的多是三十多岁,最小的是张坤二十三岁,陈宁三十岁。通过这些人再去发动其他人。宋华明经常同这些人说:“将来我们力量大了,先把日中圩和各村的民团收拾掉,进一步就要拿下公平,现在要组织起来,准备粮食接应上面派来的部队”!
古丁运是交通员,经常单独去东江特委那里,去时送情报,回来时带钱和文件报纸,钱主要是大洋,也有钞票,来后把文件报纸装在火水罐,藏在村外。
一九三四年农历四月尾,大雨淋漓,地洞不能睡觉,宋华明等进村中农会馆睡,当夜,反动军队突然包围水龙仔,三人发觉情况有异,立即起身,当时敌军的手电筒光已射到农会馆,丁运马上向门外打了一梭子弹,三人急从后门逃出,随身衣物都被敌军拿去。
敌军把全水龙村的青壮年都叫起来,到晒谷场站队,一个个点名按缴获到的宋华明衣袋的小本上登记的名字, 对照捕人,随后又来包围几次,至五月初四日最后一次包围,把全村的青壮年都捕去,与此同时,对外村也进行围捕,连谷兜的保长黄炳开也抓去。五月节,客家人风俗是大节,可是水龙仔村却全村不见火烟!
这些天来,参加活动的张坤、张土桂、陈火进、陈宁、陈火、陈乃应、吴娘福、吴旺(坪塘村群众)吴金水(坪塘村党员)、刘潭清、黄石、余娘顺等十二人都被围捕。这些同志被解到海丰县城后,作为要犯,严密监禁,两脚夹在“脚槽”里,两手用木棍撑开缚住,无法动弹,审讯时被施加各种酷刑,甚至用烧红的镰刀烙身,幸存的张坤至今身上的火烙痕迹仍在。他们虽然都受尽折磨刑讯,但都坚决不泄露秘密,只说有几个外地人来补箩,因为熟悉了,曾向他们借多少钱使用,其他事情不清楚。其余青壮年,关了几个月后才释放,那时,已耽误了一造生产,田园的草长得可以堆草堆。
宋华明三人逃出后,黑夜走散,古丁运躲在山上,看到敌军围乡摧残群众,放声大哭,说连累了群众,因为再联系不到宋华明,后来听说跟着丰顺、五华来海丰补算的人回家乡五华去,此后不知下落。
宋华明、刘茂两人逃出后又回来水龙仔,慰问群众,拿钱给群众,还拿钱给被捕的家属送给难友。
后来,两人又分开活动,刘茂上高潭,华明仍在水龙仔及其附近掩蔽活动。农历七月间,宋华明到麻竹坑塘村找老赤卫队员张添,张添早就参加农民自卫军,当过县苏的赤卫队,革命失败后在家耕田,华明到时是黄昏,张添和母亲问他从哪里来,来时有没有被人看见,他说从香港回来的,没有遇见什么人,当晚张添留他吃饭,并在隔壁小祠堂排铺床给他睡,当夜,华明才告诉张添,他是东江特委派来活动的,现住在水龙仔。张添听后说,我们这里反动派十分注意,四周都是民团,你如果被他们看见是十分危险的,要赶快离开,第二天,宋华明说要上高潭,忽然发觉有文件忘记带,于是别了张添,重回水龙仔。过了几天,又经大埔凹上高潭,可是被在那里耕田的张佛印发觉,张佛印是地主兼保长张秀连的儿子,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人比华明高大有力,他看了后即叫来大埔凹的许右,估计华明可能上高潭,便叫许右抄小路到虎敢约人在新坪仔埋伏,自己尾跟华明走,到了新坪仔,见许右约的人在那里,于是冷不防上前从后面拦腰抱住华明,大叫捉共产党,宋华明猝不及防,刚要反抗,力气不及佛印,埋伏的人已上前相帮,立即把华明腰问的驳壳缴去,举棍狂打,继续搜身,藏在背后的左轮也被缴去,然后缚送松林民团部,由佛印和民团员解到公平向驻军请赏,公平的敌军问华明,住在那里?吃什么,华明说:“我到处为家,山上、庙里都睡过,有钱时就买米煮饭吃,无钱时就挖人家的蕃薯充饥”。问他同什么人联系,他说,曾在水龙仔等地补箩,借过一些钱给人家。
宋华明被押到海城后,同样受酷刑,以后同张坤等关在一起,他悄悄告诉张坤自己的供词,安慰他们:“要死死我自己,决不拖累你们”。到宣布要杀害宋华明时,他又对张坤说:“你们顺顺”,从容就义。
宋华明被害以后,国民党法庭判处张坤等人各十二年徒刑。关了六年,日机炸海城,国民党政府才将这十二人和在押的几百犯人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