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海丰县华水塘地下党活动的调查

关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海丰县华水塘地下党活动的调查

林泽民

华水塘是华照楼、水龙仔、坪塘三个毗邻小村的通称,三十年代属海丰县的公平区（二区），现属平东区谷刀乡。该地背靠虎形山和南门嶂，其后峰峦起伏,北近陆丰新田,西连黄羌。三十年代，三个村合计二百多人，自国民党反动军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攻陷海陆丰县城后，长期对海陆丰苏区进行围剿，当时公平区（包括目前的公平镇、平东区、黄羌区、黄羌林场、西坑林场，以及解放后划归海城地区的吊贡等村庄）是整个海丰、也是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党的武装斗争活动中心，受祸尤烈。一九三二年春起，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对苏区，特别是潮普惠和海陆紫两块较大的苏区，以黄震寰和张达两师的各一个团兵力，疯狂进攻海陆紫，同时实行编保甲、搞联防、建炮楼，步步为营，华水塘附近的南门、黄塘角、大坑头等地都被迫成立民团，而以日中圩为中心设民团队部，并在金竹园和黄塘角建炮楼，形成对华水塘苏区的严密包围圈。一九三三年，领导华永塘坚持革命斗争的江运昌、刘布二人被国民党杀害，在苦竹园的中共东江特委委员、海陆紫县苏主席林潭吉，在大安峒的东江独立师师长、东江军委常委彭桂两位主要领导干部先后牺牲，只存在少数红军和县苏常备赤卫队在海陆边坚持游击，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剿灭海陆丰共产党的大功已告成，也就没有强迫华水塘起民团了。

但是，华水塘及附近乡村幸存的党团员及群众，心中仍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他们日夜盼望党派人来领导他们恢复苏维埃，重享土地革命的成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东江特委特派员宋华明和刘茂秘密来到了华水塘。

宋华明是公平区麻竹人（现属黄羌林场），一九零六年生。家极贫穷，姐姐少年即给高潭的人家当童养媳。宋华明是明清间农民暴动领袖牛古都的最后一个子孙。麻竹又是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的较发达地区，一九二五年九月，陈炯明余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刘杨叛乱之机，重

犯海陆丰，麻竹地区的农军，以四十余人、十余枝粉枪，抗击入侵的三、四百逆军，激战三小时，毙伤逆军六人，使逆军战败而退。一九二七年，麻竹成为海陆丰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九月间，曾在这里成立海陆丰工农讨逆军大队，接受过公平敌起义军郭其宽排。苏维埃时期，这里在土地革命完成之后又成立“共耕社”（当时叫“合大家”或“大食堂”）。宋华明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参加农会活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转为党员，先后在乡农会、区苏、县苏工作，任过县委巡视员，后来转到部队，调东江特委。

一九三三年农历八月，宋华明同刘茂（高潭人）到了华水塘，联系上过去的老相识、团员张坤，谈了回来的目的是要找个立足点，开展活动，详细询问张坤关于华水塘及其周围的政治形势和群众情绪，张坤告诉他俩，并说:群众是要革命的，请他俩就在华水塘住，当晚，宋华明、

刘茂由张坤带去同水龙仔的党员陈宁和党员、原乡苏干部刘兴宝联系，他们两人见了宋华明，十分高兴，详细谈了各自的见闻，宋华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这两位党员确实可靠，于是向他们说明此来的意图是奉东江特委命令，回来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准备粮食迎接部队到来，并鼓励他们，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还存在，继续指挥斗争，要有信心，大胆工作，住了几天即离开。

过了不久，宋华明、刘茂同另外两位同志又来华水塘，每人各带一支驳壳，宋华明还多带一支左轮，同来的两位，一位叫陈其，年纪和刘茂差不多，约三十岁左右，据说是梅陇人，有一姑母住在海城的陂头园，另一位叫古丁运，看来不上二十岁，是五华人，他们来后住了半个月，陈其说要去他姑母处，相机开展工作，但一去没再回来，以后听说被反动派抓去，牺牲了。

宋华明以后又来往几次，到了一九三四年农历正月十一日（新历二月二十四日）,就定居在水龙仔村。张坤等同志帮助他们在村外山园和村边竹丛边各挖三个地洞，洞是从上向下垂直挖一深井，再在井底挖一条通道到别处，洞上密铺竹木，再把泥土覆回去，依然可以耕作，他们每人各住一个洞，经常是夜出日归，后来也有白天出门的，他们同各村来的人接头地方是水龙仔的农会馆，农会馆有后门，当他们在农会馆时，就放着竹条竹片和竹篾，摆着竹刀等工具，偶有外村人来，就说是来补萝的。

此后，他们活动频繁了，张坤时常晚上带他们到各村联络，商谈工作，活动范围逐渐扩大，除华水塘三个那还有谷兜、合门等村，大约活动范围达到十五华里。他们联系的人，水龙仔除张坤外，还有张土桂、陈火进、陈乃应（团员）、陈火、坪塘村的吴娘福、谷兜的黄石（党员）

嶂下的刘潭清（党员）、合门的黄娘顺（党员），当时这些人最多岁的是刘兴宝，五十三岁，其次是黄石和张土桂都是四十岁的人，其余的多是三十多岁，最小的是张坤二十三岁，陈宁三十岁。通过这些人再去发动其他人。宋华明经常同这些人说：“将来我们力量大了，先把日中圩和各村的民团收拾掉,进一步就要拿下公平,现在要组织起来，准备粮食接应上面派来的部队”！

古丁运是交通员，经常单独去东江特委那里，去时送情报，回来时带钱和文件报纸，钱主要是大洋，也有钞票，来后把文件报纸装在火水罐，藏在村外。

一九三四年农历四月尾，大雨淋漓，地洞不能睡觉，宋华明等进村中农会馆睡，当夜，反动军队突然包围水龙仔，三人发觉情况有异，立即起身，当时敌军的手电筒光已射到农会馆，丁运马上向门外打了一梭子弹，三人急从后门逃出，随身衣物都被敌军拿去。

敌军把全水龙村的青壮年都叫起来，到晒谷场站队，一个个点名按缴获到的宋华明衣袋的小本上登记的名字， 对照捕人，随后又来包围几次，至五月初四日最后一次包围，把全村的青壮年都捕去，与此同时，对外村也进行围捕，连谷兜的保长黄炳开也抓去。五月节，客家人风俗是大节，可是水龙仔村却全村不见火烟！

这些天来，参加活动的张坤、张土桂、陈火进、陈宁、陈火、陈乃应、吴娘福、吴旺（坪塘村群众）吴金水（坪塘村党员）、刘潭清、黄石、余娘顺等十二人都被围捕。这些同志被解到海丰县城后，作为要犯，严密监禁，两脚夹在“脚槽”里，两手用木棍撑开缚住，无法动弹，审讯时被施加各种酷刑，甚至用烧红的镰刀烙身，幸存的张坤至今身上的火烙痕迹仍在。他们虽然都受尽折磨刑讯，但都坚决不泄露秘密，只说有几个外地人来补箩，因为熟悉了，曾向他们借多少钱使用，其他事情不清楚。其余青壮年，关了几个月后才释放，那时，已耽误了一造生产，田园的草长得可以堆草堆。

宋华明三人逃出后，黑夜走散，古丁运躲在山上，看到敌军围乡摧残群众，放声大哭，说连累了群众，因为再联系不到宋华明，后来听说跟着丰顺、五华来海丰补算的人回家乡五华去，此后不知下落。

宋华明、刘茂两人逃出后又回来水龙仔，慰问群众，拿钱给群众，还拿钱给被捕的家属送给难友。

后来，两人又分开活动，刘茂上高潭，华明仍在水龙仔及其附近掩蔽活动。农历七月间，宋华明到麻竹坑塘村找老赤卫队员张添，张添早就参加农民自卫军，当过县苏的赤卫队，革命失败后在家耕田，华明到时是黄昏，张添和母亲问他从哪里来，来时有没有被人看见，他说从香港回来的，没有遇见什么人，当晚张添留他吃饭，并在隔壁小祠堂排铺床给他睡，当夜，华明才告诉张添，他是东江特委派来活动的，现住在水龙仔。张添听后说，我们这里反动派十分注意，四周都是民团，你如果被他们看见是十分危险的，要赶快离开，第二天，宋华明说要上高潭，忽然发觉有文件忘记带，于是别了张添，重回水龙仔。过了几天，又经大埔凹上高潭,可是被在那里耕田的张佛印发觉，张佛印是地主兼保长张秀连的儿子，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人比华明高大有力，他看了后即叫来大埔凹的许右，估计华明可能上高潭，便叫许右抄小路到虎敢约人在新坪仔埋伏，自己尾跟华明走，到了新坪仔，见许右约的人在那里，于是冷不防上前从后面拦腰抱住华明，大叫捉共产党，宋华明猝不及防，刚要反抗，力气不及佛印，埋伏的人已上前相帮，立即把华明腰问的驳壳缴去，举棍狂打，继续搜身，藏在背后的左轮也被缴去，然后缚送松林民团部，由佛印和民团员解到公平向驻军请赏，公平的敌军问华明，住在那里？吃什么，华明说：“我到处为家，山上、庙里都睡过，有钱时就买米煮饭吃，无钱时就挖人家的蕃薯充饥”。问他同什么人联系，他说，曾在水龙仔等地补箩，借过一些钱给人家。

宋华明被押到海城后，同样受酷刑，以后同张坤等关在一起，他悄悄告诉张坤自己的供词，安慰他们：“要死死我自己，决不拖累你们”。到宣布要杀害宋华明时，他又对张坤说：“你们顺顺”，从容就义。

宋华明被害以后，国民党法庭判处张坤等人各十二年徒刑。关了六年，日机炸海城，国民党政府才将这十二人和在押的几百犯人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