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红色培训首页 > 红色海陆丰 > 海陆丰红色故事 > 海陆丰红色故事【1】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

海陆丰红色故事【1】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

01 2024-05

16:37

分享
来源:作者:



一想起这位中国农民忠实的朋友和导师,我就感到理想的庄严,理想的尊贵。

因为他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他靠着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而欣然死去。在他的生活上,理想是精魂,是主宰。而那理想本身也因为他的忠诚和毅力,更加呈现光辉,更加增添重量,更加富有吸引人的神力。

他生长在广东滨海县份(海丰)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有鸦飞不过的田产”这句旧时代俗文学里常用的成语,正适用在他的家庭上。但是,优越的家庭景况,并没有腐蚀掉他对社会的认识力。伟人的特质的一种,就是能在最大程度上突破了自己身受的各种限制。

离开小学,他就进了那刚建设的县立中学校。大约在那里没有读上两年就东渡了。那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他在东京进的是早稻田大学的经济科。那时候,日本的学术界正盛行着社会主义学说。热情而正直的他,碰到应该皈依的“神”了。“理想”获得它最适合的寄托所。对于那些新学说,他饥饿一样地吞咽着。但是,他不是一个书呆子型的人。理论上的探讨他是不满足的,实践在他眼中才是信心的具体显现。在那异国的都城里,他就已经因为常去帮助工人推动笨重的车子,姓名被秘密警察列上“黑表”(日本用词,即“黑名单”)了。

毕业了。一般的留学生,照例是拿了那张毕业文凭,回来谋官爵,耀门楣的。但是,他却抱着那庄严的理想回来。他脑子不断地盘算着的,是怎样在祖国的土地上去实现那理想。

他当了县公署的教育局长,兼在中学里教点经济学。为着使自己的抱负比较容易展开,他聘请一些留日的同学来县里任教。(李春涛先生就是当中的一位。这位有才能和正义感的青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不幸在“清党”的时候被残酷地残害了!)他们在职务外进行一种社会的启蒙工作。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在这个县城里刊行了。它名字叫做《赤心》,是用蜡纸写印的。印数每期大约没有超过两百份,而且出不到几期就停了刊。但是,那影响却不是微小的。它把县里青年们的眼睛和心窍打开了。它给他们以眺望未来的窗口。自然,这个宣说社会真理,代表劳动人民欲求的刊物,在那些有权位的人看来,却是危险的,至少也是不顺眼的。记得当时就有一位代表县公署的论客,出来和它的作者们“拌嘴”。可是,真理是不怕锤炼的,事实比一切的花言巧语更加有力量。不上几年,那些被叫醒了的青年都成为革命的斗士;而社会的现实,也在那真理的指引中迅速发展。

他教授经济学,是在草地上举行的。他不要那把自己身上特别提高起来的讲台。他盘曲着双脚,坐在同学们中间。黑板和粉笔都不需要——更不必说那教鞭了。口舌和亲切的表情还不很够么?他没有像一般教师那样,呆板地背诵书上抽象的定理或讲义。他喜欢从活的社会经济现象去作分析和论断。有时候,他简直就离开经济的狭小范围,直接解剖着一般社会的现象。那些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在他的眼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学生们对他非常亲热,因为他是拿朋友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这对那些有意无意中摆着官僚架子的教师,正是一种有趣的对照。

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厅里自然是不能够久安其位的。因为跟当局意见不合协,他去职了。这是他生活史上转变的一个枢纽,他那伟大的事业,就从这里真正开始了。

中国境内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是贫苦农民。他们生生世世过的是那种牛马的生活。他们必须赶快翻身!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去叫醒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不容摧毁的力量——这是他多年来横在心上的事情,而现在他是有更加充分的时间来把它计划和实行了。

他开始去接近农民。叫醒农民的方法是“手工业”式的。每天,吃过饭,带一些茶烟,坐在附近道路旁边的树荫底下,或去到那些纵横的田埂上,碰到那些面上和手脚都晒成古铜色的农民,就和他们谈农作、说家常。这种做法,颇使人想起雪莱在爱尔兰所干的那一幕趣剧。还记得有一回,我到他的家里去,在那挂着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木炭画像(那时他在思想上还未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客厅里,吃过“油麻茶”之后,他用诚挚的声音和表情,叙述了他当时所做的事情。最后声音变得更加沉着了,虽然他那嗓子照例是有点“沙”的:“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做。这是有意义和希望的事业!”

我当时一方面沉醉在书本的学问中,另一方面有点怀疑他那种“手工业”式的做法会有什么效果。因此,虽然被他的理想和热情所激动,却始终没有抛开自己的爱好去参与他的活动。可是,事实到底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他努力宣传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一个赤山约农会。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农民组织了。像滚雪球一样,这种结合越来越扩大。团结就是力量。赤脚汉的拳头威胁到地主和大商人们的特殊权益了,照逻辑的程序,接着来的当然是一阵狂风暴雨。官方突然施行压迫,农会解散了。指导者成了逃亡客。

他从家乡逃到了广州。那正是国民革命军要出发东征的时候。广州是一个革命的火山,它喷涌着沸热的溶液。他毅然投入那个火口里去。他的“个人性质的”而且遭受过挫败的事业,现在成了革命政府重要政务的一部分。在那里,不但他的事业扩大了、巩固了,他所抱的理想也更加明确了,更加结实了,用一部社会科学名著的简略译名来说,就是——“从空想到科学”。失败不是绊脚石,却是翅膀。它使他高飞了。

大约是一九三○年的夏天,我往苏州、无锡一带去旅行,路过上海。在街上凑巧碰见了同乡友人H君。我们同到一家小茶楼上。刚坐下来,H君就皱着眉头,沙哑着喉咙说:“彭湃死了!”

好像惊雷突起在附近,我呆住了。好容易才稍稍恢复了神志。

“真的?——怎样死的?”

H君把他怎样去开会,怎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情形简略地说了。最后H君说(其实,那简直是泣诉):“他临死还高喊着口号。当被提出去用刑的时候,他走过一个囚徒的身边,就把身上外面的一套衣服脱下来,送给了那位难友。”

他的勇敢,他的镇定,表明支撑着他的是一种什么力量。没有坚强理想的人,不要说面临死亡,就是活着也是凄惶的,无聊赖的。

他死去十多年了。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农民,不断地在战斗着,解放着,现在已经接近了那最后的胜利。他的理想的果子就要红遍枝头了!

有人也许要以为这位旧制度的叛逆者,革命民众的领导人,是满脸凶相的。他可能被想象成了一个煞神。但是,像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心肠是慈悲的一样,他的面目也是善良的。在那有着稍大的鼻子的脸上,常常浮着笑意。比起他那雄伟的理想来,这种容貌倒好像是过于柔美的。此刻,我闭起眼睛,还仿佛看见他笑口里那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他学的是经济,干的是变革社会的伟大事业。这又容易使人猜想他是个“上帝板板”的人。艺术的才能和趣味之类,跟他不会有什么缘分。但是,猜想往往只是错误的别名。这位亿万农民的真实的朋友和导师,不但脸孔不是狰狞的,他还是一个有相当才能的艺术家呢!他家里墙壁上挂的那些社会思想家肖像和自画像,都是他艺术才能的表现。如果后来不是革命的行动占去了他全部时间,谁能断定他不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呢?其实,革命的行动本身正是一种特殊艺术,或者还可以说,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更加伟大的艺术。他牺牲了“小的”去完成那“大的”,这不正是他崇高的地方么?

真正的革命家是懂得宽容和善于诱导的。当他在广州任农民部长的时候(同时也是革命正达到高潮的时候),我却始终咬着那些书本不放。有一回,我看见了他。他微笑着问我的近况。我以实情回答了他。他恳切地说:“每个人应该忠实地去走他自己所挑选的道路……但是,我们当前的时代,是怎样急需肯投身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啊!”

害羞和感激,一时间涌上我的心头。

只有热爱理想的人,才能够轻视世俗的物质享受,才能不作浮薄的骄傲。这是精神上一种庄严的完成。当他在广州革命政府任部长时,位置不能不算高了。可是,身上穿的是旧日的那套黑西装,戴在头上那顶蜜色的通帽,也还是学生时代的遗留物。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柔和,没有一点得意自大的神态。如果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出些和旧日不同的地方,怕只有那种匆忙的样子——是的,他那时候,肩膀上的担负实在太繁重了。

他的家在县城外那条龙津溪边。龙津的水长流着。岸上的菩提树终年青青。抬头望去,高大的银瓶山正在那边耸立着。彭湃那不朽的理想和人格也要在这世界上永远吐射着光芒。


cache
Processed in 0.010813 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