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有个海丰籍抗日老兵，每当到了他父亲牺牲的纪念日，都会在他老伴余泽荣女士的陪同下从广州到达海丰烈士陵园墓碑前默默伫立，寄托全家永不散去的思念。今天，这位90岁的抗日老兵林涛通过口述，给我们勾沉一叠叠家史，浮现海陆丰硝烟故事……

我的父亲林铁史出生在书香之家，读中学开始在彭湃的影响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参加社会主义研究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1921年10月，他与陈魁亚、李国珍、黄鼎臣等一群满怀救国理想的海丰青年留学日本。不久，他在早稻田大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东京团支部书记，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领导人之一。

1925年，我父亲学成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郑志云工作，出任了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刷新教育新风。1927年，受彭湃委托出任陆丰县龙山中学校长，参与组织陆丰党建工作，参与领导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之一。

我即将出生的那一年，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海陆丰县城沦陷。1928年4月，中共陆丰县委负责人彭元章（联安亚前村人）牺牲，我父亲临危受命，出任中共陆丰临时县委书记。6月，任陆丰县委常委兼军委主任，领导陆丰全县军事斗争，战斗在金厢、碣石一带。7月6日，父亲在九更寮被敌包围，激战中头部受伤被俘，敌人把他押回海丰关押。几天里，敌人对他刑讯逼供未见成效，敲掉他了的牙齿。7月11日，敌人害怕他喊口号，把他嘴巴撑上木条，押往老车头行刑，他怒目环视，惨烈殉难。敌人还残忍地把他分尸，后来族人收葬时还无法找到他受损遗体的手脚。

当年，海陆丰大地一片腥风血雨，我的家人四处躲难，当年我还在母亲肚子里，是陆丰有情义的老百姓保护了我们，且不计乡俗地把祠堂让给我母亲生下了我。

父亲生命之花苦短而璀璨，后来者的奋斗历程艰难且漫长。1928年，我在海丰县城鲤趋埔的家房屋被敌人烧了，豺狼把我家物钱财洗劫一空，痛苦的恶噩让我很早就懂事。抗战爆发后，我遭遇了敌机轰炸海丰城的惊恐，见过1943年大饥荒死人无数的惨状，有过目睹日本鬼子抢掠轮奸的无奈。我的大叔林洪很早参加革命，1939年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成立，大叔是第一区委委员，他与吴明、柯克洲经常在我家办公，我家成了中共党组织的联络站，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也在那里临时办公，我见到郑重、王文魁等领导人经常那里开会。我十岁开始就参加放哨、送信和散发传单。抗战全面爆发后，几个叔叔离开海丰县城参加了抗日队伍，姑妈林菁也与陈一平、王芝兰等人参加战工队。我在经济困境之下，只好搁下读过几年的书本，去做苦工。17岁那年，大叔任海丰县人民抗日救乡队特派员（负责政工），我母亲决定带着我到抗日根据地大安峒去。

这第一天开始，我踏上了历险之路。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天刚放亮，妈妈怀揣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和我步行前往大安峒。刚过孔子门踏进平安峒岭下之时，忽然从羊蹄岭下来一队日军，大约有20余名鬼子，他们远远地用枪指着我们母子大叫。我赶紧提醒妈妈身上带有介绍信，妈妈蹲下身把信埋进草丛，然后镇静地向前走。由于应对及时，我们躲过了日本鬼子魔爪。

参加队伍后，我跟着短枪队员翻越布格岭到苦瓜山交通站当交通员，过不久领导又命令我到联安燕潭村秘密联络点驻守。迎来送往中，燕潭村地下据点暴露，日伪军多次来搜索围剿，驻村上的区委委员吴庆云及战士好几次出现险情，由于他们跑得快而幸免于难。而我根本不用跑，每次都安然避过。为什么呢？我对日本鬼子，从不胆怯！

有一次，日伪军追到村前，吴庆云他们腿长，很快地钻进树林消失无踪，敌人只能一边开枪一边骂娘。我个子小跑不快，干脆就不跑，佯装不懂事的孩子略靠路边，然后跟在敌人后面看热闹，敌人也不当我一回事。几次惊险之后，吴庆云他们离开了燕潭，但我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仍旧留下来坚守。为防万一，我夜间都在河堤或田间睡觉，默默地忍受着蚊虫叮咬、寂寞及寒暑之苦。1945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共海丰县委交通联络员，开始穿梭于海城、陆城和汕尾之间，每次为了赶时间，都要拼命地奔跑工作，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这段经历到现在为止我还感到非常兴奋。那时，执行任务经常要徒步十几个小时，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僻路或古道，一定要忍受饥渴，体能上经受了非常严峻的考验。有时，还要在很脏的地方过夜或露宿。但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这要归功我不引人注目的个子，但也是由于我少小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的缘故，我的个子一直长不高，跑不快。但“短板”变成了我的“长处”。当然，走好路需要结合环境状态进行伪装和冷静应对突发情况，这很重要。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回顾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释然开怀，感恩天地正气，这是革命母亲张夏莲的谆谆教诲以及我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信仰！我们国家的苦难和我们家人的非常经历，让我在革命斗争的劳苦中变得越来越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