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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红色故事【50】奔向海陆丰

21 2024-03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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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初创,有许许多多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搞起来的。

广州起义前的几小时,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秘密地集合在几个工人的家里,进行着起义前的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没有一支枪,没有一颗手榴弹,大家围着一张破桌子,点着油灯,看我用一支铅笔在纸上画,怎样利用地形,怎样打手榴弹,怎样冲锋,……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复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一面学习军事知识一面当翻译。

第六联队的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党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以抗击国民党对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这时党派我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联队长,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工人们经常在晚上分批的开会、学习,进行着紧张的秘密活动,准备武装起义。当我们接到了上级决定起义的命令的时候,同志们的眼里都闪着惊喜、紧张的光芒。如果不是怕走漏风声,人们会立刻高声呼叫起来。而当时只能低声地纷纷说:“我们的铁尺、斧头、菜刀、棍子都准备好了,要再有几支手枪和一些炸弹就更好了!”

我们已经派人领武器去了,但是,可以想得到,武器是不会多的。同志们望着我和党代表,而我和党代表则相互望着。人们的眼睛像在齐声说: “武器,武器!……”

“兄弟们!”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手吃,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对!就这样!”

“我们一定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挥挥拳头。

我们开始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不多会,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把菜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妇女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暴动起来以后要多少都有。”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的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讯号。

那天晚上,广州的城里格外的沉寂,大街小巷似乎分外的严肃,时间过得特别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摇摇。

“你说现在别处的情况怎么样?”他问我。

“各区的工人赤卫队都差不多集合起来了。”我说,“现在,正像被闸住的许多股洪水,只要闸门一开,就会奔流起来。”

午夜以后,市区里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告诉我们: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行动了。我们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冲出巷口,守马路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我们得了几支长枪,不再赤手空拳,立刻把第六联队分担的大街小巷控制起来,和总指挥部取上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的、沸腾的广州城。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了。马路上红旗飘扬,标语、传单贴的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红领带的起义军,高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大街小巷奔走。起义队伍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我们联队的一部奉命开到总司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到一个堆着很多缴获武器、弹药的大院里,领到了步枪、子弹,全部武装起来。这时六联队已成为一支更加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起义军已占领了广州市大部。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反动的据点公安局、省政府等早已被我们摧毁,但仍有一些残余的据点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队已从北江增援到广州,在炮舰掩护下,多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英勇还击。这天,我们联队的任务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的同志们作战,一部分是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了,第二个人又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第三个人又冲了上去。我们联队的党代表,在反击观音山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的打退敌人的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这位不朽的工人阶级的战士,已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回忆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只记得他的代号是“老陈”。因为,当时我们的姓名大多是假的。但是,他那种英雄的气概,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使我永远不会忘掉!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四面进迫,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我们联队的纪律严明,不准随便找东西吃,自己没有伙房,有些工人饿了,只得回家去吃饭。敌人疯狂的反击,激烈的战斗进行着,联队的队员伤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通往指挥部的道路快被敌人截断了,我们和指挥部失掉了联络。这时,恰巧教导团的一个朱同志由此过路,一见到我就跑上来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指挥部早已下命令撤退了。你没接到命令?”

“没有。”

“总部命令,到黄花岗集合。”

我立刻向连队的同志们说明情况,和另外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人,趁天还没亮,赶到黄花岗。到那里一看,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

这时,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各要路。我们不能停留,连忙向主力追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圩赶上了教导团的同志们。

地主的反动武装民团,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象山脚两山环抱的地方设下埋伏来堵击我们,企图消灭这支残存的人民武装。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打垮了敌人的埋伏,到傍晚,才退到花县城。这里的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

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反革命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敌人就像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捉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就地格杀勿论;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我们的,我们活着的人,决心继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

十六号,我们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撤到花县来的,共一千二百多人。改编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一团,人又多了些。经过讨论,决定编一个师。可是,编第几师呢?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也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我们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全师下编为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国平),政治部主任王侃如。我被任命为十团的党代表。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花县离广州太近,又紧临铁路,不能停留太久,必须马上行动。到哪儿去呢?讨论了半天,决定去北江,找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师会合。但他们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侦探去打听。

这时,花县的地主武装——民团,在城外日夜围攻我们。部队的供给也十分困难。我们派出打听消息的人员,一天、两天杳无音讯。等到第三天,再不能等了,我们估计,广州的敌人会很快追赶上来,那时再走就被动了。第三天又开了一个会,决定到海、陆丰找彭湃同志,那里南靠大海,背靠大山,早已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政府。

晚上,我们打退了围城的民团,部队开始出发了。一路经过从化、良口、龙门、杭子坦,绕道兰口渡过了东江,并攻占了紫金县等地,打退了民团的数次袭扰。以后,在龙窝会见了海丰的赤卫队,阴历正月初一,我们到达了海丰县城。彭湃同志在这个地区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1927年11月1日占领了海丰城。并于11月7日正式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群众热情很高,到处是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元月初二,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我们红四师。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百分之百的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宏亮的声音,革命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都使我们永怀不忘。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他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虽然失败了,但我们是光荣的失败。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计失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鼓动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毅力。

不久,我们红四师和董朗同志率领的红二师会面了。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我们红四师先后攻下陆丰城、甲子港,拔除了隔绝陆、普苏区联系的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陇,使陆丰与普宁的苏区联成一片。

国民党军阀是不会让海、陆丰的苏维埃和平存在下去的,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对海、陆丰苏区的“围剿”。黄旭初部从西面和北面向苏区围攻,占去了海、陆丰。陈铭枢部的新编十一师,也从福建开来,以惠城作据点,进攻惠、潮苏区。红四师开始虽打垮了该师的向卓然团,攻下了惠来,但终因敌人力量过大,不得不退入普宁的三坑山区与敌人周旋。

当时,我们年轻的红军,只知道打仗攻城,不注重巩固根据地。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部队的人数一天天缩小。敌人的“围剿”日益凶猛。他们到一处烧一处,到一村杀一村。凡是红军住过的房子,他们都烧掉;凡是与红军有过往来的人,他们抓住就活埋、杀死。我军为了保存最后的一部分武装,只好又从三坑撤退到海丰的大安洞、热水洞一带的山区里,配合当地的游击队打游击。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山外的青年、老人和妇女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往山上送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上,战士们下河抓小鱼,到山坡上找野菜充饥。冬天,没有住的地点,自己割草盖房子;没有被子盖,便盖着稻草过夜。敌人每到山上“围剿”,一定把草房放火烧掉,可是等他们过去后,我们又盖起来。东山烧了西山盖,西山烧了南山盖。正像我们伟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斗争、生长。……

 

本文原载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除个别地方,本书收录时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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