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运用图画进行革命宣传

 彭湃运用图画进行革命宣传  

       贾向红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革命武装运动揭竿而起。“彭湃同志是广东几千万农民的领袖，海陆丰农民暴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创立苏维埃政权的指导者。”作为中国农民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彭湃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彭湃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尤其擅长绘画。在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彭湃不仅非常重视革命宣传工作，而且还善于运用图画这一艺术手法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并取得了良好的革命宣传效果。

—、对图画宣传的重视

在革命斗争时代，为了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动员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激励和焕发革命的斗志，增强必胜的信心，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要获得民众支持，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舆论宣传是先声。“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毛泽东将宣传工作视为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第一重大的工作”，明确提出：“共产党是左手拿来宣传单，右手拿枪弹，就可以打倒敌人的。”开展普遍、深入和经常的宣传对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政治宣传的目标是“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革命的宣传工作要考虑到群众实际，要依据国情特点，要讲究方式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占中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对于文字上的宣传看不懂或难以理解，效果并不如意。图画宣传形象生动，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看懂，一目了然，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因而能收到比文字宣传更佳的宣传效果。“在艺术中间，画是最形象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线条，或色彩来表现我们的力，我们的动作，那么，这是我们最好的宣传鼓动武器之一，因为画是最通俗的，也是最能接近大众。”正如193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艺术史》中所说：“印刷的画幅又是一种重要的宣传工具。社会上拒毒、拒赌、卫生、识字、节俭，种种运动，都以图画为最大的宣传。绘画宣传的作用为近世各国所趋尚，尤其是中国平民识

字不多，看画可以得明快的印象。”毛泽东当然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众的状况，十分清楚美术宣传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同时认为图画宣传还做得很不够，在谈到宣传工作缺点时指出：“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部（即毛泽东当时所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引者注）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图画宣传“对于民众影响很大”，“最能激动工农群众”。

与毛泽东一样，彭湃在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革命宣传工作。“红色乡村仍要有普遍的宣传鼓动，方能随时有把握唤得起群众自己的斗争。”同时，彭湃也十分清楚中国国情和农村的实际，一是贫穷落后，二是农民文盲和半文盲众多，在宣传上必须要讲究方式和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当时海丰“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出自己的名字者不到20%,其他80%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彭湃在开始做宣传工作时，满腔热忱’农民并不买账，却几次都遭到冷遇，不但无人理睬，而且无人理睬。"他开始做宣传的时候，刚才已说过，农民也是象小孩子读千字文一样’完全不了解的，后来深入到农民群众当中，获得许多经验。”鉴于这方面的教训，彭湃改变宣传方式，其中之-就是运用戏曲、歌谣、魔术、宣传画等多种艺术手段，以便更好地让农民理解和接受。图画宣传特别受到彭湃的青睐，这除了因为图画直观形象、生动具体、人人都看得懂，还与他热爱美术、擅长绘画有关。彭湃同乡徐友植回忆说：“他好剪纸花纸鱼，摺纸鸟纸船，又爱画图画。”彭湃的绘画本领，给与其有过共处经历的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在回忆时都提到这一点。1921年10月到1922年5月初，彭湃在担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局长）时，还兼任海丰中学、陆安师范学校，以及海丰县第一高等小学校三年级的图画课。“彭湃不独是个农民运动杰出的活动家，而且是个出色的美术人才，他经常以毛笔浓墨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人像，挂在教育局正厅或学校的礼堂，又快又好，惟妙，惟肖。即使被敌人关在监狱中，在牺牲的最后关头，彭湃仍未放弃自己的美术爱好。他在牢房的墙壁上画了-条穿云拨雾的苍龙，并乐观地对难友们说道：“海丰的陈月波把我的小名天泉诬称为天蛇，其实我不是蛇，乃龙也，今天龙要上天了！”有人日后评价彭湃:他还是一个有相当才能的艺术家呢！他家里墙壁上挂的那些思想家肖像和自画像都是 他自己艺术才能的表白。如果不是革命的行动占去了他全部时间，谁能断定他不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呢？”

二、在中学美术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10月到1922年5月初，彭湃在担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时，还兼任海丰中学的美术课程。彭湃上图画课，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巧，而且善于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常常通过课堂向学生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因而他的讲课有很强的思想性、启发性。有一次，彭湃拿起粉笔，一划一钩，在黑板上画了一个“7”字样，没有写明是什么。彭湃转身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们有的说是阿拉伯数字“7”字，有的说是耕田的锄头，还有的说是拾猪粪的工具（猪屎耙）。彭湃严肃地说：“不对，不对，这是那贵族资产阶级高等绅士们手上经常拿着、鞭打我们阶级兄弟劳苦大众的'示特’（手杖），拿着这种东西的人，就是我们要打倒的敌人。”地主、资本家、官僚绅士们经常用手杖来摆威风，敲打工人、农民和贫苦百姓，手杖是压迫人民的工具，是剥削阶级的象征，彭湃要求认清拿手杖的压迫阶级，拿铁锤和锄头的劳苦大众要永远团结起来，同拿手杖的压迫阶级作斗争。

据余汉存回忆：“1921年彭湃同志担任海丰教育局长时，也兼我校的图画教师。当时要聘请图画教师是很容易的，多得很！但彭湃在百忙中为什么兼我们一堂图画呢？他的目的不在教画，而在乎向青年灌输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湃兄兼任我们图画教师的时候，每次上课都是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学说，介绍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他继 续画一位老人，胡子很长，又叫我们猜一猜，我们说：‘这是外国老人’他说：‘不错，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猜不出是谁。他说：‘这就是我经常向你们介绍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接着又讲了—段马克思的革命历史。”彭湃在兼任五坡岭陆安中学的美术课时，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手里拿粉笔，在黑板上迅速飞舞。登时，黑板上出现了一座高耸云霄的大钟楼，钟楼的顶端，还有一颗光芒四射的红星,大钟楼下面是一片广场，两旁有美丽的大街，行人熙熙攘攘，车辆纷至沓来。学生们看了，都喝彩叫好，并问他：“彭局长，这是什么地方? ”彭湃微微一笑，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问道：“这个地方好不好？ ”同学们道，“好得很！ ”彭湃又问道：“这样好的地方，你们高兴去吗？” “怎么不高兴？只怕路途遥远，轻易不能去得!”同学们回答。彭湃说：“远是很远，不过机会倒是很多,只要大家有决心,是能亲身看到这个圣地的！ ”接着上，彭湃还用故事来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孙悟空保唐三藏取经，历尽千灾万劫，结果还是让他到了西天，把一切妖魔鬼怪都降服了！人生在世，只要有了坚强的信念，做事便能成功！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又都问道：“那么，这地方在哪里？广州？上海？南京？还是北京？”彭湃笑着拿起粉笔，在画右上角写上“莫斯科”三字。彭湃又把莫斯科的历史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过，绘声绘色地介绍了一番。学生们听得入了迷，竟至忘记画画了。后来，这幅“莫斯科”，在学校各班里都画了好几次，在青年学生的脑海里，深深地留印上一个东方的未来世界的影子。

三、在刊物上利用图画传播革命思想

早在1920年10月，彭湃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与李春涛、杨嗣震、林孔昭、李孝则等同学组织了赤心社，其宗旨便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母本”，以苏俄革命为“先声”，赤心报国，匹夫有责，故名“赤心社”。1922年5月14日，彭湃和李春涛创办的一份油印刊物《赤心周刊》在海丰出版，由李春涛担任主编。在彭湃的策划下，《赤心周刊》办得图文并茂，生动活泼。

彭湃发挥自己绘画特长，常常给《赤心周刊》提供美术作品。他亲自设计及绘制封面，精心绘制图案及插图。他设计的封面图案及图画，主题鲜明突出，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余汉存在回忆《赤心周刊》的情况时说：“该刊是十六开油印本的，都由李经手刻蜡版，字体清秀分明，文章精湛，内容丰富，使人看了，爱不释卷。该刊封面都是彭湃绘画的。有的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人像，有的绘有充满教育意义的画幅,……这种生动的画幅，给人们深刻的启发教育。”例如，彭湃有一次在《赤心周刊》封面上画了一幅这样的封面图案：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工人，巍然屹立在地球之上。他的手脚和颈项被粗粗的铁链锁住，他的双目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两只有力的臂膀使劲挣开，用尽全身的力量挣断了捆绑住手脚和颈项的锁链，锁链断了，正一节一节地落在地上。画面上端，书写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这幅画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砸烂旧世界的锁链，推翻压迫阶级而获得自身的解放。这是彭湃用画笔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彩范例。再如，在《赤心周刊》中，还刊登了一幅构思巧妙的图画，这幅画是由彭湃出题示意、李波执笔画出来 的。那是一座宝塔，画的上端是个“番鬼佬”，即帝国主义，他骑在中国军阀的肩上,军阀又骑在地主豪绅的肩上，他们三位一体又压在最底层的农民身上，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苦不敢言。这幅画由彭湃书写题名，叫作“层层压迫”，简单的一幅画，说明了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工人、农民的深刻道理。多年以后，余汉存回忆起当时读《赤心周刊》的情景.对这两幅作品印象深刻。余汉存说,这两幅画“我萦绕脑际，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图画作品，说明了阶级压迫的道理，对于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在农讲所用图画启发学员思想觉悟

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逐渐高涨。广州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同年4月，彭湃来到广州。为了培养农运干部，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彭湃倡议，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 “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议案。当时，在广州建立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当时担任农民部秘书的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作为农讲所主任，彭湃除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上课。彭湃讲课形象生动，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彭湃在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一课时，谈到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地主豪绅的重重压榨下，过着“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用来收租时鞭打农民的棍子）、绅士的扇头（用扇头敲打农民）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巧”的悲惨生活。这时,只见彭湃拿起粉客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小孩。然后对大家说,这个孩子为什么穿得那么破烂、瘦得那么可怜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经不起地主豪绅的剥削，拿不出钱来给小孩买衣服穿。我们在乡下看见农民的小孩，穿的衣服多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几世穿了遗留下来，补得千疮百孔，硬得像铁皮一样。吃的是芋头和菜叶之类的东西，因为饥饿，所以手足都瘦得像柴枝似的，面青目黄，肚子则肥胀如兜肚状……形象地说明了地主阶级、封建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证明了农民革命的合理性。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不知是否受到了彭湃重视图画宣传的启发，十分巧合的是，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开设了一门“革命画”课程。毛泽东从当时广东省农民协会《犁头周报》编辑处请来美术编辑黄凤洲（即课程表上写的黄焯华），担任“革命画”课程的教员。毛泽东指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要发挥革命画的作用。一个政治口号、一条革命标语、一张传单，配上简单明确的图画，农民就能看懂，一目了然，革命的宣传就形象化了。农讲所的学员，是未来农民运动的骨干，要认真学好革命画这一课。毛泽东对“革命画”课程十分关心，并不断地给予指导。他要求学员画人物画时要严格区分“正派”和“反派”，“正派”就是自己阶级中的雇农、贫农、工人、婢女等，要画得好、画得有精神。对“反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要画出他们吸血成性的丑恶面目。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农讲所讲课时，也运用图画来说明问题。据学员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看，这最底层的是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受压迫最深、人数最多的也是我们工人，农民；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是在塔顶，塔尖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工人、农民觉悟起来了，团结起来了，一致起来革命，这个塔就可以打翻掉，我们工人、农民就可以得到翻身……形象地说明了劳动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就有力量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翻身得解放。

五、在革命斗争中利用图画激发斗志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在日本留学的彭湃就组织部分留日中国学生前往东京火车站截拦，痛打章宗祥。陆精治的回忆再现了这一事件的历史画面：“1919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彭湃从中国驻日公使馆一位同情学生爱国活动的馆员中，探实卖国贼章宗祥将于当日下午从东京乘火车回国述职的消息。于是，他便约了一批同学，设法挤进火车站月台，专候章贼上车时举行示威抗议。这天下午5时许，当章宗祥大摇大摆地经月台上车时，早已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挥起一拳，直向章贼的背上打去。此时，我和同学们跟着举起拳头，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章宗祥！”“还我山东权益！”……口号声、怒骂声响成一片，整个车站月台群情鼎沸。随着口号声、怒骂声的此起彼落，我们又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支支小白旗从怀中取出，像纷纷扬扬的雪片，掷向章宗祥的身上。那些小白旗，全写满了痛斥卖国贼的口号。……彭湃和同学们不停地呐喊，不停地丢小白旗。”事后，彭湃把章宗祥在车上的狼狈相画成一幅漫画，“同学们看了个个拍手称妙”0有几位同学受到这幅漫画的启发，把北洋军阀政府里几个臭名远扬的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箸人，也画了出来，在私下轮着看。

“绘画是诉之于视觉的形象艺术，与文字不同，不识字的人，照样可以受到感染。”彭湃有一个好友叫李子瑶，他很有才，在海丰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在彭湃影响下，李子瑶携带画笔加入了为农运做宣传的行列。他画的一幅宣传画张贴出来后，在广大农民中激起强烈反响。这幅画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的中国农民，怀抱幼子，身背老母；可他的头上却骑着脑满肠肥的地主和军阀。眼看这个农民弯腰屈背，步履维艰，广大农民的内心深处被深深地触动了，居然有的农民一见这幅画就流下了眼泪。彭湃认识到图画宣传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总是身体力行地去做。据吴明在《彭湃印象记》一文中回忆：一次行军途中，彭湃一路上跟着写路标的地方，不仅写了一些使人发笑的文章，有时还要在这些妙文下面画一些牛狗马羊之类。“因为他不是美术家，压根儿就没有干过这玩意儿，所以他画的牛也就可以说它是狗。但愈是画得不象样，愈是滑稽得使人发笑。他画一只牛，上面写着‘谭平山同志的尊大人’。这样，谭平山看见了固然要发笑，而任何人见了，就是在极端悲哀之中，都要破泪一笑。”这样鼓舞士气，愉悦了精神。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曾说过：“请允许我提一下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彭湃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善于运用图画进行政治宣传，“宣传煽动的能力是很大的”正如毛泽东在1927年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说：“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 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冶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彭湃运用图画来进行革命宣传的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宣传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