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丘东平

少年丘东平

袁清珠

1910年5月16日，农历庚戌年四月初八日，丘东平出生于梅陇马福垅村前列的一座三合房里。丘东平刚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因病去世，于是父亲丘锦成（丘金）就给他起名“谭月”，寓有“淡月”的意思。谭月长到十来岁，身材矮小、清瘦，脸庞勘黑，头上生看疮疤，其貌不扬，右边嘴角还有一点儿翘。可是那两道粗眉底下的一双眸子，却闪烁着乌黑而异样的亮光，显得非常睿智。他不大嬉笑，爱缄默，然而一玩开，倒像个调皮的猴子。

1916年，6岁的谭月就认得很多字。他和当童养媳的三嫂、四嫂一块放牛，和两个嫂子亲如姐弟，常常教两个嫂子识字……他和两嫂子每人守一只牛，他守的是一只小黄牛牯，常常把牛牵往草地上一放，就坐到坟台上津津有味地看起书来，或拾块赭色石子聚精会神地摹写墓碑上的字。当他守的那小牛牯吃上庄稼时，嫂子催他去赶开。他说，他守的不是这只,有意推诿。一会儿，他刚才认下的那头牛也吃庄稼了，他又向嫂子说：先前吃着的草才是我的。”嫂子对这调皮的小叔子没有办法，只得时时去帮小叔子放牛。谭月喜欢用纸剪成人形、刀戟套在指头上，排演“三国”大戏。

1917年初，7岁的谭月趁父亲到梅陇赶墟，就招来三个哥哥配角色，要演大戏，同时唤来两个嫂子在门口守卫。他把底灰往睑上一录.说句“我做张飞”，就仿着戏子的口白、架势，舞弄着一根棍子，在正房做起《 三英战吕布》的海丰地方戏来。正闹得红火，嫂子们也看得人了迷，忘了守卫。又亲一脚踏进门来，看到如此大闹天宫，一问知是这面前-里世X”搅的、抽起一条棍子朝他就打。父亲对儿子非常严厉，常粗暴制止他们兄弟的游戏，有时也打他们。谭月诙谐地为父亲起诙名“脚兄”（海丰方言：意即严厉无敌的人）。谭月被父亲一打，一溜烟地跑出村东，躲进溪流彼岸的一个林子里, 不敢回家吃午饭，却用小刀在小株树上刻出三行相当相当端正的字：“我调皮，父亲严令，母亲慈悲。”确实，在父亲的心目中，谭月不是个乖儿子，是一个“刺角”，父亲常管他叫“角"。然而这次知道他的刻字，也禁不住称道一下他的聪明。

这年，谭月在村里的私塾开始读书，他喜欢绘画，常常把私塾的墙壁涂得满墙都是“人公仔”。老师是本地云路村人，很快发现谭月的天资，说他将来定有出息，却又嫌他调皮。有一次村里抓了个偷青苗的贼，谭月捡起一截瓦片，往墙壁上给偷青苗的贼谭某画了像。很像！乡亲们大为惊讶，老师也很赞叹。

1920年，10岁的谭月在梅陇瓣香小学念过两年书之后，转回离家乡较近的水口乡校就读。老师高君江是个贡生，对学生管教很严，他看见谭月涂改课本上的插图很生气。但有一次，谭月用瓦砾画一幅“公婆打架”的“壁画”，使日常吵架的夫妇看后，渐渐和睦相处，高老师看后不得不竖起拇指。又有一次，村里有两个妇人在井边吵架，谭月也迅速画下了她们，她们看后害羞弛散开了。家里神龛上有“英灵帝德深如海，忠实家风继自山”的对联,谭月模仿后用刀刻在树皮上，父亲丘金看了捋须叫好。这些事一直流传在马福珑村，成为人们回忆丘东平的话题。

1921年，谭月去莲花山麓的学校就读。教他的是一位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水口村人高子超老师，他对谭月很赏识。这时，谭月参加了 “劳动童子团”,开始接受革命的洗礼。

1924年，谭月改名席珍，14岁的席珍到离家30里，设在海丰县城五坡庵的陆安师范学校求学，崭露头角。学校每段考试开榜，他总是名居第一。陆安师范学校是彭湃的母校，有浓厚的革命气氛。学校附近有个“方饭亭”,席珍常常和同学到亭上来谈论国事或休憩。这时，彭湃点燃的农民革命的火炬照亮了他的心。当周恩来率领革命军东征到达海丰时，彭湃同志在前面引路，群众夹道欢迎，席珍参加了这场欢迎仪式。

1925年，15岁的席珍摺下课本，佩戴红领带，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去。他参加了海丰党委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奔走于海丰、陆丰两县，宣传组织农会和革命道理，成为海丰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至世纪80年代初，当年的伙伴还时时讲起他的一段趣事：一次，席珍一行数人去活动，被 敌人包围在一个村子里,大家急忙藏匿文件,分头突围，他把解下来的衣服缠在脖子，再往光溜溜的身子涂些泥巴,跃到老乡的一头水牛背上,骑着出去……事后，同伴问他怎样逃脱险境，他笑笑说：“我叫条钉螺子”给他们看去……”

1926年春，16岁的席珍加入了农民协会和少年先锋队，当选了海丰县农民自卫军总部的文书。他的五哥汝珍也当了部长彭桂同志的秘书。当时，这哥儿俩很受海丰人民的称誉。

1927年春末，为了回击反动派的大屠杀，席珍以共青团员、少先队队长的资格，参加了海丰人民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然而，仅仅十天，这个红色政权就被敌人摧毁，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反动派不断到各村围乡“清匪”,谁要受到嫌疑就会被处死。席珍与同志们撤入莲花山区的深井一带活动，夜间摸黑开会，连打火点烟也禁止。他常常摸黑写文件，写完手电筒照一照.确保文字清楚、整齐。可是，在这么一番严峻的斗争之后，5月24日.他负着一身重病返回家里。他的左胫生了毒疽，又患胃病，因山上缺医少药，组织上就让他留家治疗。

席珍回家治疗第三天，海陆丰守备司令蔡腾飞带领一伙匪徒从赤石墟经梅陇突然扑到马福珑，村民马上四处逃散。席珍的五嫂分娩刚八天.在两个妯娌的扶持下，带着婴儿躲进深山去。席珍的两兄弟赶忙把病得不能走连的席珍抱上交椅，抬到西北山根的钟寮村，把他隐蔽在一户叶姓人家的草棚里。过了几天，敌人走了，他才回到家里。这时，他的病势加剧，嗜喝滚烫的开水，恶心呕吐，说胡话……但是反动派到处挂着捉拿席珍的重金悬赏，谁敢随便去找药寻医？经父亲丘金谨慎而尽力地探寻，才从水踏村请来一个赞同革命的姓郑的中医，郑医生乔装巧扮，化作“买牛佬”，手挽褡裢，头戴大斗笠，身穿深灰色的海布唐装，三头五天来给席珍诊治。

中共东江特委委员杨望等秘密来看望席珍几次，叮嘱他要认真治病，对敌人切不可大意。

果然，6月5日，卧病在床的席珍听到屋外突发风声，即刻把一顶小孩儿的狗仔帽套上头。刹那间，一伙保安队窜了进来，有个匪徒廉开他的蚊帐,凶神恶煞地叱咤：“你是不是谭月！”正在房外做匪的席珍母亲随声扑来搂住席珍，凄惶地哭着央求道：“他不是谭月！你别惊坏我这生病的孩子。”匪徒一手把席珍母亲拉开，又逼问席珍。邻家老三姆闻声赶了过来，说：“谭月是他的兄，跑了出去呢!"那匪徒听了，气急败坏，竖眉突眼地直瞪住老三嚣姆，扭头又对着席珍虎视：一个头戴狗仔帽，面黄肌瘦的孩子，哪里是要追缉的谭月？一阵紧张的沉默之后，这群匪徒猛然从门口奔了出去。席珍母亲赶紧背起席珍藏匿到别处…… 

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席珍的疾病还未痊愈，而反动派的明察暗搜却一日比一日紧张。他白天在家养病，夜晚就到野外栖息。一天，村前草埔上的道路，出现了三个“牛贩子”，衣着和郑医生相似。席珍见势不妙，便溜下紧贴村旁的溪流，循着溪床，跛着病腿跑……不料，这伙不速之客走到村里，就特意掉头，沿着溪岸巡视下去。幸好，溪磡挡住了"贩子"的视线，掩蔽了蹲伏着的席珍。

几天之后，他和两位秘密来找他的同志到村后只有一间耳房的老屋歇了一晚，次日天亮，他们一同去找组织。刚跨出院内数户人家共用的门楼，就碰上来抓他们的民团地痞。他们从后门窜出，敌人尾追了近十里地。最后,他们潜入西北边上白露岭的茂林里，终于摆脱敌人了。当他们一坐下来，一个水口乡姓高的同志竟吐血不止……革命的组织，一时隐蔽得无踪无迹，席珍只得又回到村里，像个孤儿愁闷在村子里。一天傍午，他在村前的地里一边给番薯地锄草，一边警惕敌人的来袭……但敌人霎时间把整个村子包围了，一改他们夜袭的惯例。母亲心急如焚，哭喊着：“糟了！糟了！阿月会给捉去啊……”后来有位远房告诉她：“别操心，谭月混入外乡来割草的人群走出去了。”在这次插翅难飞的围乡中，村里的妇女会会长邱林氏不幸被捉，拉到西畔的草地上枪毙了。

以后敌人仍旧多在夜间来马福珑“清乡”。每当暮色昏沉，母亲就含着满眼的泪水伴着席珍走出门槛，站在那里望着孱弱的儿子。他手拄一根比身子还长的棍棒，肩头拢拉一卷毡子，到溪流彼岸的东畔山脚，栖进那几簇丛林的最小的一个林子里。第二天凌晨，第二遍鸡啼了，他还要走上山腰，躺进一个自己开凿的地穴去。然而，他不怕艰苦，还常常劝慰母亲：“彭湃说：曙光在前，胜利在望。’婶（谭月叫母亲为婶），你为了我太辛苦了我将来绐你写一本书。”

村前的溪磡、田滕、番薯地沟……席珍都度过夜，遇着风雨时，也得披 着蓑衣出门去躲避。他见兄嫂们都为他忧叹，惶惶不仰终日,就说：“革命快胜利了，不论怎样艰苦，我们都要坚持，我已准备一生为革命。你们为我担惊受怕，将来我给你们写一本书。”兄嫂听着笑了。席珍又说：“不信，你们看吧，革命的胜利就会像日头，从我们的东畔山顶升起。”随后他还为兄嫂们讲了古代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嫂听故事后对他说：“六叔，那待我在自己的草垛内用棍子掏个洞，边头开个小孔，你可想去住？”他一听就振奋地说；“好啊，大嫂好计!”于是，他便日夜蜷伏在全村几十堆草垛中的一个草垛里；不少时候，他还靠那一丝光线，看书、做笔记。草垛形如茅屋，洞口被一捆草堵住。每餐都由大嫂秘密地拎饭给他吃。

7月上旬,席珍的身体康复了。他奔往莲花山西南的大安崛找着了组织，这时，革命再度崛起，他兼任了梅陇全区的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积极建设、发展少年儿童的革命组织。一个月后，他跟随彭桂等领导，在梅陇背面的七架坟山畔，召开农民协会的会员大会。会上刀矛如林，旌旗遍地，他动员青年会员参加革命军队，准备再次举行武装起义。事后不久，席珍与其五哥投入了 9月15日和10月30日两次起义的激烈战斗中。

1928年开始，席珍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的秘书，为革命进一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几经生死的搏斗之后，这年2月底,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了，人民纷纷倒在血泊里。马福珑的一位“交通员”邱佛钉也被敌人抓去，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这个时候，彭湃转移到外地.党组织让席珍留在海丰，与他五兄等人一起跟敌人周旋于山区。他们兄弟俩能文能武，很受同志和群众的赞许。但由于敌人进行更加严酷的扫荡，革命队伍相继丧失。7月中旬，席珍被逼又一次潜回家中，躲在原来的草垛里；跟着，反动民团也来马福垅扎营，抢走席珍家中十多担稻谷，还占住了一间新屋子。民兵队队长

威逼席珍父亲交出两个革命儿子。父亲交不出来，被打的半死。全家人很忧苦。大嫂却依然一顿顿给席珍送饭，或把饭放在挽衣衣服去洗的桶底、或藏在相迭的箩里。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下，席珍熬了30多天：民团队是走了，但密探却不断来侦查，家里哪还有席珍藏身之地？

8月下旬的一天早饭后，母亲教席珍系上围裙，戴上女笠，手拎客篮，扮作童养媳跟随挑着两把山草的大嫂，绕过村西,兜着荒蜂的小径，到沿海的海头村去“做客”。他凭与海头村同曾祖的宗亲关系,在海头村丘智帆的草 棚里藏果20天之后,才乘着他们的刎板，趁黑夜转到马宫下佳另一个姓丘的亲戚那里，由他们驶一只渔船，星夜送他到香港去……从此他就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他以“东平”的笔名开始写作，丘东平成为中国著名的革命作家、战地记者、宣传鼓动家,我国军事报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那是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