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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到80年底，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刚好是“偷渡潮”发生最严重的时期。仅1979年1至5月间，全省偷渡外逃人数就达到了12万人左右，其中有三万多人成功出逃。以海丰县（包括现在的汕尾市城区）为例。由于毗邻港澳，海丰地区的偷渡现象非常的严重。从1955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行动偷渡的人数就达到了114557人，被偷渡外出者人数为55107人，占总偷渡人数的49%。其中最严重的1979年到1980年期间，行动偷渡人数就达到了61575人，被偷渡外出的人数26130人。可见当时形势多么的严峻。打倒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开始复苏、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广东省却发生了这样的群众集体外逃的事件，这是习仲勋到达广东后面临的考验之一。
长期以来，广东的这些偷渡外逃的行为通通被划上了“背叛社会主义国家投奔资本主义阵营”记号，都是根据敌我矛盾性质来处理的。对此，习仲勋实事求是的指出：这是我们的条件差，是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怎么能将他们叫成“偷渡犯”呢？这是人民的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怎么能将我们自己的群众当成敌人来对待呢？问题是我们没有把群众的生活搞好，没能维护好他们的利益。为了搞清楚老百姓偷渡的原因，习仲勋决定到偷渡者集结的前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宝安县进行调查了解。
1978年夏天，习仲勋视察宝安县，刚到达宝安的他并没有马上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而是首先来到了与香港近在咫尺的中英街，看着对面繁华无比的香港，而自己的背后却是一片凄凉的场景，这两种截然不同落差很大的场面让习仲勋非常的感慨。他特地的问了随同而来的当地干部，了解到对岸的香港居民的平均年收入竟然是这里的差不多100倍时，习仲勋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此时，他想起了不久前听到过的一首宝安当地民谣：宝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一路上，习仲勋不时的看到边防战士押解着偷渡者经过，也看到了部分战士带着狼狗粗鲁对待这些偷渡者的场面，他问其中一位被抓的偷渡者为什么要选择偷渡时，一句“我们穷，收入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让习仲勋的触动很大。习仲勋看到了拘留偷渡者的收容所里的恶劣环境时，不禁流下了眼泪，他痛心的批评这里的负责人，说当时解放战争时我们尚能优待国民党军俘虏，更何况是我们的群众？甚至在收容站中，他将那些偷渡者叫到了一起，亲自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这让那些偷渡者非常的感动。习仲勋从宝安一行一系列的事情中敏锐的看到，对于逃港问题，其实质并不是群众的自身问题，也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文革所带来的国民经济的衰败以及其带来艰难民生。他心里暗暗决定，不能再搞过去的老模式了，应该发挥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根本问题。
在一次珠三角地区反偷渡的工作会议上，一些以部队人员为主的与会者认为偷渡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反社会主义思想；而与群众接触得更多的大部分地方干部们却认为这根本与政治无关，而是经济的原因。双方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正在大家纠缠不休时，习仲勋说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此事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问题。如果按照政治问题来看待的话，毫无疑问，这将会把大批群众推到对立面去，这是适得其反的。首先，我们没有教育好群众，也没有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的习仲勋再次的强调，解决出逃问题的关键是治本，是发展生产力，是改善民生。最终，他一针见血的一番话征得大家的认同。
1979年夏，此时的宝安县已经撤县建成了深圳市。时值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视察深圳，他再次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的恶劣以及工作人员对待偷渡者的问题。习仲勋非常重视，当即召开省委有关负责人会议。在会上，习仲勋严肃的批评了有关的人员：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就算他们犯了错，总归还是我们自己的群众，应当把它们放走。但要教育他们，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不能抓了就马上送走。外逃者多的县，应当派人来收容所接人，并负责教育。他还强调，对待这些被遣返的外逃者，不要歧视和虐待。
在习仲勋等同志的努力下，1980年8月，全国人大委员会批准实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习仲勋当初的设想终于成真。随着新成立的深圳特区的紧锣密鼓的大力建设，各地的群众再次涌入，不过这次他们并不是偷渡，而是来建设深圳的。特区的建设为国家解决了大量的劳力就业问题，这大大的缓解了偷渡外逃现象。10月3日，访港的外交部长黄华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就偷渡问题交换了意见。23日，麦理浩回访广东并与省政府达成了协议。自此，一度困扰着国家的偷渡问题终于基本上被解决了。而我们曾经的功臣习仲勋也最终选择了在深圳这座在他手中亲自设计建造的城市定居，并用他的余生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