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史资料必须立准 一《高潭星火》读后

地方党史资料必须立准一《高潭星火》读后

林泽民

《高潭星火》是纪念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出版的。该书把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提前；承袭旧说，将朝面山的史实写在中炯，推导出违背历史的论断，值得商榷。

                      一

高潭原是惠阳县第三区，现属惠东县，五十年代末曾一度併属海丰县。该区与海丰县公平区毗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过程中，同海丰，特别同公平唇齿相依。受海丰农民运动影响，农民组织农会；一战后期至二战间，党和农运受海丰领导，因此，二战时期海丰的文件，时有提及。1928年初出版的《海陆丰苏维埃》，记载海陆丰第二次起义过程写道：“公平农民在七月抗租期间，经过杨梅水，岩石（皆惠阳属，但农运及党皆是海丰管理）的争斗,占据了高潭（惠阳属），恢复农会及农军”；1928年1月，海丰县委向省委报告各种统计数字，高潭列为统计单位。

1927年11月，高潭不可能建立苏维埃政府。因为不符合当时高潭革命斗争实际，也有背于省委和东江特委的政策。

第一、高潭墟当时还被反动武装盘据。当年11月9日，海陆丰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紫金的青溪、炮仔、高潭等处农民都准备起来抗租。正准备起来抗租的高谭，怎么可能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呢？ 1928年4月巡视员的报告,回顾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向惠阳发展，因广州当时准备暴动，则海陆丰向惠阳发展，以便彼此一致联络，以期成立东江割据的局面，如是派遣许多同志赴惠阳工作。不久而惠阳之第三区（高潭）完全被农民占领，其他各区农民亦继起暴动。不久广州暴动而即失败”。广州是12月11日起义，13日退出。此前11月29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准备工作中，有要各地农民，“特别是海丰军队及农民，要准备向此方移动”的计划。据这两段话推测，高潭完全克复的时间约在12月上旬。

第二、高潭不但1927年11月未建立区苏维埃政府，甚至克复后的1928年1月初，区农会还未接收政权。1928年1月3日至5日，东江特委在海丰县城举行东江农民代表会，惠阳县代表报告说：“虽有14个区地方，没有一个区是农会取得政权也高潭政区属惠阳，海丰文件提及它往往加括号说明，因此，高潭当时是在农会未取得政权之列。

第三、说高潭1927年11月成立区苏维埃政府，不符合省委和东江特委的政策。1927年8月，省委《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规定：“农村政治组织，乡农民机会为乡村政府；区农民协会为区政府，接受政权。选举法依农民协会选举法行之”。“县设民选革命政府”。海陆丰第二次起义胜利，即据《大纲》，县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各区乡农会宣布接收区乡政权”。9月23日，省委第十号通告中的《暴动后的工作大纲》重申：“农村中，以乡农民协会为乡政府，区农民协会为区政府;暴动胜利后，革命委员会应即按农民协会组织法；召集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接收政权”。海陆丰第三次起义胜利后，省委致函县委再次要求：“一方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乡区即以当地之农民协会接收政权”。海陆丰县委据此于11月9日报告:“苏维埃政府已筹备组织了，东委限海陆各县于五日内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实行产生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的一、三条是指两县三市（两县城和汕尾市）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市苏维埃政府。“2、区政府即是区农民协会，其组织法及选举等参照农民协会办法……。4、乡政府即是乡农协”。从11月10日起，两县按此实行，在18日海丰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各地及机关团体送贺词，其中有汕尾市苏维埃政府的，也有第二区区政府特派员同二区总工会合送的，区并没有苏维埃政府的名称。《高潭星火》有个回忆，说成立区苏维埃政府是11月初东江特委和黄雍布置的，不符合省委一贯的政策，难以置信。

那么，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是什么时候成立的？《高潭星火》载1930年11月高潭区纪念苏维埃成立四周年告同胞书，该文开头说：“我党于1927年英勇适应国际环境和工农的要求，成立苏维埃政府”，这是泛指，不是特指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因为1927年11月海陆丰已建立了县、市苏维埃，因此这个告同胞书不能用以证明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

笔者管见，高潭区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时间，大约同海 陆丰各地时间差不多。1928年1月13日，海丰县委给省委的报告说：“工人对区政府（区农会）发生怀疑，以为不是工人的政府”。1月22日，省委在洽末江特委的信中对此回复，认为区农会接收政权，工人没有参加农会，而农会“在历史的惯性是专注农民利益的， 所以马上将区乡政府改组，实行组织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政权）”。同月31日，潭国非关于东江的党和工作的谈话说:“海丰、陆丰有县苏维埃，各区有区苏维埃”。

据此推测，海陆丰各区大约在1月中下旬把农会接受的区政府改组为区苏维埃政府。虽然19日海丰县委给省委的信仍提出“加紧浦心、多祝、高潭党的工作”可能高潭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时间同海陆丰各区相距不远，当然没有文件依据，只能如此推测。

最后，录《王备报告》一段话为本节结语：“东江如惠来、普宁、紫金、五华、惠阳之高潭区’嗣后均能发展暴动，杀戮-切反动派，解除一部反动武装者，俱因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存在，而有以实际的武力、人力、财力帮助而后所得的结果”。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搜集到的历史文件，发现南昌起义军开的战壕遗址，证明1927年10月，东江特委是驻在朝面山，南昌起义军也是来朝面山会合，都不是在中峒。由于朝面山这段事实被长期埋没，外界对朝面山少知，特为简介。

朝面山位于海丰县公平以北黄羌地区（现是黄羌林场工区，七十年代海丰建朝面山水电站，农户全部移民），面积25平方公里，约占林场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群山环抱，东为陆丰新田的碣石溪，西为苦竹园，南为十字岗，北即中峒。境内山头林立，山口有一个招窝村,是当年红二师师部所在，村外有一块稍平的地解放后建供销社的购销站和林场管区，水电站的水库坝就修在这里，多数小村落散布在各处坑边山坡。二战前有近千人，革命失败后死亡逃散殆尽，房屋烧光。以后才陆续有人回归搭茅屋居住，解放后由政府拨款建瓦房，建水库移民时人口仅三四百人，尚未恢复二战前数量。交通闭塞,只有黄羌墟往中炯一条古石径沿西边山坑通过，其余出山都是盘山越岭的羊肠小道。境内气温相差大，腹地大水尾村因日照短，气温低，水稻生长期比招窝村长半个月左右。南方向外山上，南曰起义军来后遍开战壕，至今还有遗迹。

记载1927年10月东江特委驻朝面山的是红二师参谋长王备的报告，这份成文于1928年5月的报告，记南昌起义军中的党员在陆丰东南找到当地党的负责人后，说那个负责人“他亦不报告藏在海丰城约六十里许之深山——朝面山的东江特委”。

那么，东江特委何时驻朝面山呢？《海陆丰苏维埃》记海陆丰第二次起义“克复海丰之第二天就查到反革命的信,知道反革命的大军即将到来……因此决定退出海丰县城,把所有武装调到乡村去肃清反革命——主要部队则调公平出河田，陆丰的去肃清东南部……9月25日敌军到了海丰，我们依所定计划进行”。同书另二处称碣石溪和黄羌“农军防地”，说明9月25日后“主要部队”驻这两地。这两块连片的防军驻地约百多平方公里。六十年代刘立道回忆南昌起义军到潮汕后，他奉周恩来之命来海丰招兵。“我到海丰黄羌墟，与海陆丰县委书记张善鸣研究后，决定由县委发出号召。”当时的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雍，六十年代回忆海陆丰第二次起义胜利后，“我们收缴的金银及贵重物品都移至朝面山，只手银一项，足有百把箱,把朝面山的-个房子填得满满”。《海陆丰苏维埃》记招兵事是“计招兵专员二日下午到海丰，到四日早-天之内已发出新兵七百人之多”，“因他们没有带招兵的款项，也预备-万元借给他们作招兵之用"。可佐证刘、黄二位言之有据。综合两份文件的记载和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可见东江特委计划退出海丰县城后，在公平和新田山区建农军防地（按现在说法可叫军事根据地），并把金银等重要物资移至朝面山，作为特委机关驻地，9月25日敌军来攻，即按计划实行。东江特委到朝面山的第七天，刘立道来招兵，十四天，董朗带的南昌起义军来会合。

记南昌起义军到朝面山前后情况的也是王备的报告，《海陆丰苏维埃》记南昌起义军的二十四师与党部接到了头,知道是可靠的残部,方把该部千三四百人经陆丰附城、大安、新田，越过敌人几处防地而到农军的防地碣石溪。没有载到达日期，当时南昌起义军到中桐之说甚嚣尘土，人们就认为南昌起义军以后又到中峒,但对“到中桐”日期则说法不同。《王备报告》一扫讹传，而且把到达后的情况也说清楚了。《报告》说：“当10月9日叶部约二千人逃入陆丰属之新田而至海丰之朝面山，休养整顿约一星期，陈济棠、黄旭初均先后由海陆丰赴潮汕，在海陆丰境内者只陈学顺团约千人，此后海陆丰农民见红军来，革命潮流为之高涨，东委亦加紧工作，并协同红军时出海陆丰、紫金第三区、惠阳属之高潭诸乡村杀土劣、地主，并将本党中央决定一切新政策向民众宣传，并努力实行”。这段话至少明明白白地说三个问题，第一，南昌起义军到了碣石溪后又到朝面山；第二，南昌起义军是10月9日到朝面山；第三，南昌起义军在朝面山休整一星期后仍在朝面山，并在东江特委领导下出海陆丰，到紫金第三区和高潭诸乡村活动。关于第三点，王克欧的报告和回忆还可充实。1927年任团东江特委书记的王克欧，当年12月30日给团省委的报告写道：“东委即决定将工农革命军集中中峒，朝面山（大本营）”；王克欧1963年回忆还说：“南昌起义军改编为二师后，师部设在朝面山”。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大本营”指战时军队的最高统帅部，证实王克欧前后文件和回忆一致。此外，当年曾任海丰工 农革命军中队党代表的蓝训材，1953年的自传也写道: “1927年10月我队与叶贺在潮汕失败后逃来朝面出会合的百余战士进攻公平墟、海丰县城，成立了海陆丰两县的苏维埃政府……”，也可证实。当然，部队是流动的，指挥部也不可能固定，但基地一定有的，《海陆丰苏维埃》叙述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第三点：“武装军队（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除留守部队外，均出而帮助农军作战，留守部队，即是留守师部，大本营。朝面山的老同志经常说，南昌起义军去作战，但在师部有一个机枪机枪连很少出战。均可佐证。

                          三

中桐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历史文件有记载，功不可没。1927年12月成文的《海陆丰十月暴动略记》，叙述海陆丰第三次起义胜利后的工作写道：“其他关于粮食、布匹、毡、棉被、印刷机、纸、墨油、药品，都决定尽量向殷富或商人没收或借用，解送到中峒去”，“我们这回征收粮食的原因，是为要供给第二师伙食，准备反动势力到时，第二师可退回中峒（后方根据地），无缺乏粮食之虑”。又据海丰老同志王谭蓬、王文等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回忆,苏维埃政府在梅陇金刚围村的造枪厂和在海城准提阁的制弹厂的机器，都在1928年初移上中峒，根据陈修文的回忆， 她1927年到中崛，还搭茅寮扩充后方医院。由此可见，东江特委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胜利后，就有计划地把中峒建设成“后方根据地”。这就是中峒在海陆丰根据地中的地位和贡献，也是解放后在中峒出土诸如制弹机等革命文物的原因。

平心而论，把朝面山的史实说成在中峒，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五十年代已出现，为把问题弄清楚，有必要稍作考证。

1953年，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调查工作队的《海丰县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历史调查报告》（草稿）写道：“董朗同志所率四百余人得农民响导，从间道人碣石溪（陆丰县属），配合海丰工农革命军活动于海丰县北朝面山、岩石一带，海丰二区为我控制”。到了省老建会写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陆、惠、紫边区的革命斗争》，便变了样；“1927年10月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四师九百多人，开到海陆丰与工农讨逆军会师，在海、陆、惠、紫交界的中峒建立了根据地”，不知根据什么，碣石溪和朝面山都被抹掉。1955年，钟贻谋的《海陆丰农民的八年战斗》，加以发挥：说，七一五后，海陆丰地委决定建中峒根据地，把没收的物资运上去保藏，南昌起义军“10月19日（阴历九月廿四日）在海陆丰工农革命军和海丰北路的农民，在极其热烈的欢迎下，进驻中峒”，“10月25日（阴历十月初一日）,东特委办公厅主任兼红二师参谋长王备下令红二师与海陆丰工农革命军进军黄羌墟，准备总攻海陆丰城过了两年，钟胎谋在《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进一步用文学笔方;“中峒更是革命根据地的中枢———大革命时期的东江红都。

前人写史，由于资料不足诸多因素的影响，事实有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发现新的史料，有责任予以更正。但《高潭星火》不是这样,对笔者拙文引用的文件，此书多有摘录，说明编者对这些文件是有研究的，而且有其取舍意图，例如，摘录《王备报告》，是摘取关于二师编制、党务的段落却无视拙文前引材料；仍然承袭并生发旧说，加以精致化,说东江特委在中峒成立，南昌起义军10月12日经碣石溪到达中峒，相信南昌起义军到朝面山后三十年，钟贻谋所写书的内容，过于红二师参谋长王备当时所写的遗文，而又摘王文别的内容登出，未免有混淆视听之嫌，这是不可取的。

四

《高潭星火》称高潭区苏维埃政府被写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得到该书确认。就笔者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作者不一定有这种想法。1992年《中共党史研究》第二期刊登一篇《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评论和修改意见摘登》,篇后有“作者附言：衷心感射广大读者对……这两本书的批评指正。有些错误我们已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增印本中作了订正。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使这两本书修改得更完善。

1991年9月，笔者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曾写了-篇商榷意见，同谢乾生同志合署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其他单位，主要提三点意见；第一 1927年11月，高潭不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二引《巡视员报告》，“东江暴动成功的，除海陆丰外，有普宁、惠来、潮阳三县及惠阳、紫金、五华各有一区成立苏维埃政权；第三，附图6的《1930年夏全国农村根据地形势略图》，遗漏了海、陆、惠、紫四县。

这三点意见也在《摘登》概括刊出。可见这此意见已经受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者的注意。

历史书是科学著作，科学讲究实事求是拓先必须立准立好史料，《高潭星火》在这点是有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