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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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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

——兼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路线、两个战场的关系

李慎明 张顺洪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宣传文化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1]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取得的第一场反侵略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重大结果总是有着多个原因,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如同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一样,否则就是“二元论”。

现在,大家都已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这样一个共识,但追根溯源,这一结论是不是问题最终答案或顶层答案的根本性因素呢?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2]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针对林彪“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观点,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3]我们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依靠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

真正认清毛泽东的上述结论,不仅对于正确总结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丝毫不否认蒋介石及其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的重要贡献。在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国共两党有一些相同点;但也存在着不少根本性的差异。对国共两党和正面、敌后两个战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有着不少的争议,本文试图结合对主题的阐发,对相关问题也顺便作出一些解读。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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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正式对日宣战,而国民党政府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美对日宣战之后,9日国民党才对日宣战。这比中国共产党晚了近10年。国民党政府不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动大军“围剿”红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等又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3日毛泽东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4]并在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还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而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这比共产党整整晚了十天。1939年6月,毛泽东发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文章《反对投降主义》,针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指出:“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实地,而不知其他。”[5]当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溃退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却迎着喧嚣的日本侵略者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这些事实,不仅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坚定性和全面性,把抗战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而蒋介石政府却不时表现出严重的对日妥协投降倾向。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全会仍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明确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说要把整个东北和华北一部这一大片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世代继续交由日冠蹂躏。[6]这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坚决抗战,完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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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7]他们只看到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8]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更是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十分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9]这一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政治路线。全面抗战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宗旨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10]

3.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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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诚的倡导者、推动者、维护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全国人民宣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达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避免了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同年9月23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一宣言,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这比共产党晚了两个多月。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精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时的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11]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9000多人被国民党80000多人包围,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围外,3000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依然把民族存亡看作山重,对国民党以德报怨。皖南事变一发生,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时即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12]此后,毛泽东还指出:蒋介石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13]皖南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确定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14]在抗战的整个历史时期,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都尽全力避免军事冲突,避免与蒋介石决裂,始终致力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团结全国各类抗日民主力量,发展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以结成最广泛的巩固的统一战线。1937年10月9日,就在敌后和迫近敌人地区是否没收大地主问题,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15]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行性。1938年 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作讲演时说: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条侵略阵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16]中国共产党还力争建立和维护与美国的统一战线,有力地促使蒋介石政府留在统一战线之内。1944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对董必武、林伯渠说,蒋介石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17]

同时,毛泽东还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1941年,蒋介石政府制造皖南事变后,美国立即决定将拟援华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18]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即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苏联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19]仅此就可以充分说明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在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我党一直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早在全面抗战前的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的抗日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20]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共合作。1937年11月,毛泽东又尖锐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等;“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等。“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21]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能引用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极少一部分的精彩论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都在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国内外机遇与挑战都前所未有的情况下,重温毛泽东以上有关论述,对于进一步指导我们建立、巩固、发展国际和国内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939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22]正因为我们党毫不动摇地始终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才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而伟大的胜利。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关于“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论述如果是真实的话,笔者认为,这也是在充分肯定“党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所讲的。离开党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与否去谈论人的多少,正如毛泽东所说,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4.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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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抗战初期,当国民党的军队大步后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具体实际,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体战略部署下,党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和指挥人民武装。1937年12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23]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24]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敌后牵制、打击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

5.中国共产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遵义会议后,主要是纠正党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政治上特别是思想上路线的错误还来不及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在新的形势下还有新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纠正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坚持从团结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先后纠正了以下四个原则错误即路线错误:一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二是组织上闹独立性;三是速胜论;四是放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主张运动战。坚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反对党内在抗战战略和统一战线方针上的错误观念,坚持把全党团结统一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上,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成功主导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之一。

二、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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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的遵义会议后,逐渐拥有了符合自己国情党情的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口号。为使党找到并统一到一条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上,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分为两期进行。参加第二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1.2万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六、七千人,占总人数的2/3以上。延安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克服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危害,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25]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很好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发展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及组织路线,才保证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1.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首先,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存在着鲜明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即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后,则存在着鲜明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渐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和党的革命理论;夺取政权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全民抗战路线;也决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主导和领导统一战线。

2.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面临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两对矛盾长期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是我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最坚定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坚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26]“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27]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都作了十分明确、清晰的阐发,提出了完全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这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28]毛泽东当年制定和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纲领,今天读来仍引人深思。

1939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9]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进行深入阐述。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30]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3.中国共产党紧紧捉住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1]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遣军队奔赴抗日第一线。1937年3月,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32]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33]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迅速灭亡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位置。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当作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出了极大的忍让精神,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成功地构建、维护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都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决裂,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捉住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坚持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分裂,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4.共产党人拥有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勇于为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精神。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都是这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对立,说到底,本质上是根本立场的不同,是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纲领的不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阶级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正因此,共产党人具有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在抗日战争中,无数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34]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当年的这一题词,我们不能不说,直至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要求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谈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毛泽东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3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与敌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正是这样一群优秀分子的集合。

党的领袖带头践行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1937年 11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其表兄文运昌,告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其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36]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就是共产党人的突出代表。他领导抗联部队对日寇坚持了长达九个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得数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一年之多。最终解剖杨靖宇遗体时,看到的是“胃里连饭粒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

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了其代表的广泛性,决定了唯其才能组织、调动千千万万广大民众,使得抗日战争才有了力量和胜利之源。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对此作了精辟明确地阐述。他说:“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37]

而中国国民党是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38]这在当时,完全都是天文数字。蒋介石背弃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后,代表的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具有深厚的封建主义特性,又具有极强的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这决定了这个阶级对帝国主义具有妥协性,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还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些构成了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总基调和价值目标。蒋介石集团“爱国”的“国”,是镇压剥削人民之“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的“家”、“国”及其观念。政治路线首先是阶级路线,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阶级利益上是对立的。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蒋介石集团为什么在抗战中、在解放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才能理解国民党政府不仅把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当成他们的主要敌人,而且也完全背叛了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不择手段,把苏联、美国等国的抗日援助攫为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 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39]在1944年的河南会战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共有军用卡车七八百辆,但仅100辆用于军运,其余的都被军官们用来搬运私人财产和运送他们的亲属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会战长沙保卫战中,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面对长沙三面被围的态势,竟将自己的指挥部安在远离前线的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于随时逃跑。11月11日广西战役日军进占南宁时,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部队都没有了长官。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40]一些被金钱和私人利益完全俘虏的国民党官员们,口头上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实际行动却是为了自己的蝇头私利。靠这样的官员,能够带领军队和人民打胜仗吗?

三、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41]这一要求十分重要。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毛泽东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42]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了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43]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成熟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推动、组织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才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既是被剥削被压迫半殖民地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本质上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民族坚决抗战”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相对立。全民族坚决抗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全民族的、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彻底的救国路线。而国民党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其本质则是对外乞求西方资本主义救援,对内依靠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镇压人民并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基础的亡国路线。

近几年来,一些出版物特别是网络、微信,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强烈质疑,又罔顾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进行“颂扬”,认为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从以下事实和数据看看国共两党在不同战场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寻求答案,并反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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