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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实——纪念七七抗战与全国抗战爆发8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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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实

——纪念七七抗战与全国抗战爆发81周年

林治波

卢沟桥的日本鬼子是从哪里来的?

说起卢沟桥事变,人们往往会对一个问题不大明白:

日本军队不是呆在东北吗?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华北并没有沦陷,宛平卢沟桥一带怎么会有日本鬼子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辛丑条约》说起。

1900年,山东、河北一带的爱国民众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通过该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四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实际上,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围的战略要地,本来应该是我们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这里却驻扎着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庞大武装,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年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支庞大的武装,犹如一只升堂入室的恶狼,对中国人民不仅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

在侵华的日本军队当中,最有名的当属“关东军”了。但与“中国驻屯军”相比,“关东军”只是个“小字辈”而已。它成立于1919年,比“中国驻屯军”整整晚了18年。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到那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北平已有36个年头了。

抗日劲旅第29军

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第37师的一部。

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这支军队曾拥兵40万,可谓彦俊荟萃,猛将云集,极一时之盛。但经过中原大战,西北军土崩瓦解,残部只剩下几万人,犹如一场大火后的星星余烬。

1931年1月,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下辖3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师(后改为143师),师长刘汝明。这几位将领,都是深得冯玉祥赏识的西北军战将。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曾位列西北军五虎上将之尊,冯玉祥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故视之若心腹股肱,常常畀以重任。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曾任冯玉祥副官长、西北军师长、军官学校校长等职,善作战也善带兵,因治军严厉而被称为“张扒皮”。中原大战之后,他的部队相对完整,是组成29军的主力。

冯治安,字仰之,河北故城人,在西北军曾长期与张自忠同事,经历与张相似。

刘汝明,字子亮,河北献县人,曾任西北军师长、军长,与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佟麟阁等人同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

此外,29军将领中还有几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副军长秦德纯,山东沂水人,此人出身行伍,却富有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为宋哲元所倚重;一个是37师旅长赵登禹,山东菏泽人,曾任冯玉祥马弁,高大威猛,武勇善战。29军组建时,佟麟阁尚不在军中,后被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请来担任副军长,主管军官教育工作。

29军成立后虽粮饷无着,处境困难,但大家咬紧牙关,埋头苦干,把29军的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29军士兵基本来自北方各省,尤以冀鲁豫三省为多。他们普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

29军训练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体力和技能的训练,士兵一入营,就要进行劈刀、刺枪、器械操的训练和忍耐寒、暑、风、雨的本领,因此29军官兵在体能、技能和忍耐困苦方面要比一般军队强得多。

29军还继承了西北军爱国教育的传统。在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口号。士兵在吃饭前,要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29军还沿用了西北军举行“国耻”纪念的办法,编有《国耻歌》,令部队演唱。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令官兵禁食一天,反省国耻,以期官兵知耻后勇。同时,部队经常举行“国耻”演讲,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每天的朝会(早操)上,官兵都要高声问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要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29军官兵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情绪十分高昂。日本人曾对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该军因与抗日领袖冯玉祥保有关系,故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能被日本人称为“性质不良之军队”实在是29军的光荣。在长城抗战中,该军的“性质不良”得到了充分展现。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系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

1933年2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10万大军,兵分3路进攻热河省。热河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辖区位于今天河北、辽宁、内蒙的交界地带,省会设在承德。那时热河省的主席是东北军将领汤玉麟,他手中有3万兵力,连同境内其他友军共有8万多人。但是,面对日军的进攻,这位汤主席不是组织兵力抵抗日军,而是忙着用数十辆大卡车把自己平日搜刮的金银财宝运往天津,结果日军先头部队100来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就这样沦陷了。

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

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博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华北上空的乌云

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不是取决于最强大的环节,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虽然29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使日军未能越雷池半步,但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然后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土崩瓦解。

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本来就没什么信心,加之主要心思仍用在“剿共”上面,所以在长城抗战结束之前,蒋介石就派人向日军求和。5月31日,中方谈判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6人,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等7人,在塘沽举行谈判。冈村拿出日方事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面带微笑地说:“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贵国代表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中方代表提出不同意见,冈村还是面带微笑地说:“贵国代表只能有‘诺’与‘否’的答复,对协定草案不容更改一字一句,一切声明或意见必须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再行商议。”双方代表一言不发地相持到距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时,熊斌终于屈服了,在协定上签了字。这便是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

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长城一线。《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使北方的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从此,长城等于国境,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在虎口之下了。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为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好名,而实际上就是想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6月27日,日本以张北事件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基本控制察哈尔省的目的,29军大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移驻河北。国民政府由于卖国心虚,对签署的屈辱条约秘而不宣。日本人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理,借机发挥,大肆加码,中方口辩无凭,致使主权受到了比原订条款更为严重的损害。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得手后,又将目标转向了河北。他们的做法还是惯用的卑鄙套路:先制造借口,然后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签协定。为此,日军华北驻屯军暗中雇佣杀手,将住在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人胡恩溥和白逾桓枪杀,然后诬称是国民党蓝衣社干的,以此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二)将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撤走;(三)将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完全取消;(四)将国民党中央军撤离河北;(五)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动。在日方的威逼之下,国民政府一一照办。日寇预谋得逞,但仍不罢休。6月11日,日方派人携带一份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来到北平军分会,要中国方面照缮一份,并由军分会代理主任何应钦签字盖章后送交梅津。日方在达到达到目的之后,何以多此一举呢?其实,他们的企图在于以这种方式履行“协定”的签字手续,使侵略事实合法化。何应钦既不敢公开签署卖国协定,又不敢对日方有丝毫反抗,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慌忙离开北平逃之夭夭。日方对何应钦的心思洞若观火,于是耍了一个新花招,不再坚持由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日方的“灵活”姿态正合汪精卫、何应钦的心意。这种明不签、暗承认的办法,既可满足日方欲望,又可欺瞒全国民众。7月6日,何应钦签署了一份“致梅津函”,内称:“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至此,由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致梅津函”组成的特殊的《何梅协定》便正式达成了,河北省的大部主权从此被日寇攫取。

《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大大加快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他们一面怂恿汉奸地痞游行示威,聚众闹事,一面加紧扶持成立汉奸政权。

1935年11月,由日寇策划扶植的、以无耻汉奸殷汝耕牵头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出笼,辖区包括冀东22个县。现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当年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伪政权就赫然存在于北平城的旁边。

12月,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上述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的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渗透,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深切忧虑,中国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

古语云: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意思是说,兄弟在家里争吵,但若有外敌前来欺负,他们便会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御外侮。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使国内战争中相互角逐、厮杀了十年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渐化干戈为玉帛。

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合作,起作用的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当属华中(包括今天的华东与华中地区)和华北,这是中国的头等要地,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物产最丰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地区,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了。因此,日寇发动的华北事变实际上已触及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

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是华中地区(即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华北则是华中的屏障。从地缘政治和国民政府维护其自身统治的角度来说,对于东北的沦陷国民政府尚可勉强咽下苦果,而华北一旦失去,华中将直接暴露于日寇的虎口之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华北事变的发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并直接危及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已长征到达陕北。这意味着共产党离开了被国民党视若禁脔的核心地带——长江中下游流域,而移往西北一隅;加之长征途中工农红军蒙受极大损失,力量明显削弱,这在客观上减缓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缓解了国共矛盾。一方面是日本欲壑难填,步步进逼,危及国民党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共产党远走西北,力量减弱,国共矛盾缓解。“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民政府在此情况下开始考虑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而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试图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

早在国民党政策转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使国共两党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尽管国共谈判历尽周折,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剿共”战争的血雨腥风终于消散了。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国共合作的趋势,使日本侵略者感到了恐惧。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由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第1师师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长。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日军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

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地说,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日本政策的变化,除了国共合作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日本并不俯首贴耳。日军遂将武力夺取华北列入日程。为此,日军在增兵之后,连续两次挑起丰台事件,将中国驻军2 9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而将此地完全控制起来。

就在日军增兵华北的前夕,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流血政变,日本军部通过政变取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形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随之大大加快了。

1937年3月,70多艘日本军舰驶入中国青岛沿海,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4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为向中国输送军队、给养作准备;

5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邻河北的热河省,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率众多指挥官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6月,日本贵族近卫文 组成“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地区不分昼夜地举行实弹演习。

一时间,平津地区氛围诡谲,风声鹤唳。种种迹象表明,一场石破天惊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本侵略者对于策划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内幕,至今仍讳莫如深,但当年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却在回忆录中泄露了一个秘密:早在1937年6月,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就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人所谓的“柳条沟事件”即指“九一八事变”。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丝毫不差地应验了日本人的预言。

且看今井武夫的回忆:

1937年6月26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近卫内阁拓务大臣大谷尊由的哥哥大谷光瑞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第二天,他就把我邀去,撇开了其他的人,和我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我先分析了今春以来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势,认为对这种事态如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

大谷说,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

跟大谷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陆军省军事课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校也来到北平,他的这一次旅行,似乎是经担心华北会发生事变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陆军省军事课长石原莞尔的授意,为了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到这里来观察一下血气方刚的日本青年军官的内部情况,并视察一下华北的一半情况的。

……关于冈本对华北形势的观察是否正确,我无意加以批判,只是对于当时东京突然把大谷、冈本两人派到华北来进行现场考察,其真意究竟何在,却觉得有加以判明的必要。

后来听说,那时候,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里盛传着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秘密派出了各自的视察人员。

7月6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我应邀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陈子庚(中孚)家里吃晚饭,他的家就在北城鼓楼的西边。

不料在开宴时,一个不速之客——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却穿着一身中国长衫翩然出现了。我和石友三早在5年以前,当他还在韩复榘手下时就有过交往,冀察政权建立后也和他有着私人间的亲密交情。因此,他好象知道我今天在陈家里,特地前来看我的。石突如其来地向我提出质问:

“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

霎时间我大吃一惊,坚决地否定说: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本军是不可能不通知我的。我泰然自若地呆在这里,就是没有发生这样重大事件的证明,所以定定心心地喝酒吧。”

对此,石友三仍坚持己见,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隐瞒着这一情报的来源,总是固执地说事实没错,甚至还说:

“即使日华两军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下,对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

也吃不准他的这些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开玩笑,但他的态度却始终是慌慌张张定不下心来的样子。不久开宴,上了最初的几道菜和燕窝后,大家照例干杯一番,他就匆匆忙忙地离席而去了。

陈子庚和我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都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不过对他那些唐突的话以及中途退席,倒也没有在意。……

后来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况,我对自己未能觉察仅隔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不禁慨叹自己目光之短浅。石友三的话,就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但好象预见到卢沟桥事件似的,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他的话和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的谣言,只是单纯的巧合吗?这是使我感觉到好象落在云里雾中了。

日军从哪里下手?

日军将发动战争的时间定在“七夕的晚上”,而地点则定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卢沟桥。

日本人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把发难地点定在卢沟桥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决定,而是大有预谋的。

卢沟桥自古就是战略要地、交通咽喉,守桥与夺桥之战不绝于史。进入20世纪,在卢沟桥以北不远处又架起一座铁路桥,1905年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经此全线通车。另外,卢沟桥地区还有两条铁路支线,一达北平、通县;一经丰台与北宁线相接。这样,卢沟桥地区就成为平汉、平绥、平津3条铁路线的汇合点,其战略地位更形重要了。

众所周知,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夺占中国东三省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华北,而平津地区是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核心,其中北平的地位尤为重要,日军甚至认为:“只要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

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东面,有日军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所属伪军部队;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这样一来,只有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卢沟桥成了北平保持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成了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当时就有人指出:“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充分说明,日军把卢沟桥作为首攻目标,绝不是针对偶发事件的临时决定,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步骤。

夜幕下的枪声

1937年7月6日,大雨滂沱。

驻丰台的日军不顾道路泥泞,又一次在铁路桥东北龙王庙前的演习场地上,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性演习。同一天,日军还到宛平东门外,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到29军严词拒绝。日军很恼火,赖在城外不肯退去,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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