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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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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 

张文木

 

一、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基于中缅边地历史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三)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第一, 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

 

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3]。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4],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5],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6]。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7]、木邦军民宣慰司[8]、缅甸宣慰司[9]、八百军民宣慰司[10]、车里军民宣慰[11];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12]。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13]。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伦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继位,麓川势力渐衰。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麓川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明正统五年),多次击败明军的征剿,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缅甸、车里、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俨然以“麓川国”自居,其地东接景东府,南接车里、八百,北接西番(西藏)、东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头目,“相助为暴,叛形已著”[14]。其日益明显的独立明廷的倾向,促使明廷大举出兵,“三征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发夺南甸州地,请兵问罪”[15]。明廷反复劝说任思发,“时思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16]。1441年(明正统六年),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声望的宦官王振——这很像东汉窦太后时期的急于通过打击北匈奴的胜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窦宪——的挑唆,决定武力镇压。但这一决定受到众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翰林侍讲刘球——他很像反对窦宪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载:

 

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縻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17]

 

意思是说:古者帝王治理边地都是原谅当地部族的小过,提防大他们的大阴谋。现在麓川思任发一直安分管属,可我们的守边将军没有节制,致使思任发复反并劳烦大军。皇上也下诏宽恕其罪,但边地将军不理解圣意,又要大举发兵,屯兵十二万,试图迫使思任发投降。这些人不知“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结果会将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耗于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无以应付了。兵部不纳刘球意见,“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18]。由此开始了时近八年的对麓川地方独立势力反复清剿的“三征麓川”军事行动。

 

正统八年(1443年),据报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反击,五月,朝廷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当月,刘球再次上书反对,可贵的是,刘球还指出了此种远征的胜利将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失衡:

 

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又遣蒋贵远征缅甸,贵献思任发。果擒以归,不过枭诸通衢而已。缅将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共分其地。不与则致怒,与之则两蛮坐大。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跎,兵事无已。[19]

 

消灭了一个麓川的结果增加了两个对手,后果应验了刘球的预见:西南战略力量分布失衡后,在比刘球设想的更长的历史中,中缅边境真是“设有蹉跎,兵事无已”。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大将王骥第三次远征麓川[20]。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21]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22]

 

明军将麓川王思任法之子思机法驱至大金沙江(今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明将王骥已是力所不逮,明廷也因当年北境出现瓦剌也先南犯并俘英宗的“土木之变”,只有与伊洛瓦底江对面的麓川旧部划江休战。书载: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23]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24]

 

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1450年(明景泰元年)“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思机发弟)放回孟养”[25],1455年(明景泰五)年,胡志将思机发“槛送京师”后明廷“乃诛思机发于京师”[26]。

 

麓川灭亡后,明廷“分其地立陇川宣慰使”[27]。1456年(景泰七年),陇川宣慰使派人进贡[28]。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29],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30]。

 

但是,明廷没有意识到自己“三征麓川”的胜利已打破了原有的缅北与缅南的力量平衡,与公元91年东汉窦宪消灭北匈奴造成的“漠北空矣”[31]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相同,明廷消灭北方麓川国的结果是帮助南方缅人消除了北方力量的制约,由此缅人迅速崛起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明清朝廷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明廷三次大规模用兵麓川之地(即今保山陇川区域),是滇甸交通的最重要的枢纽地带,也是汉唐以来中缅边界历史上拉锯及磨擦最频繁的地带,因而也是历史上中缅边境最敏感的部位。1591年,时任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注意到陇川对于滇缅通道的地缘政治的枢纽意义,认为:

 

陇川最大,南通缅甸,西傍迤西,东邻木邦,宜移腾越参将驻札彼中筑城屯田、团练乡兵,以联诸夷,控制六慰[32]。[33]

 

元朝在西南边境力量推进和明朝的收缩变化表明,伊洛瓦底江是中国西南边地扩展的极限,而保山则是缅甸势力东界扩展的极限。中国西南极边的哀牢、夜郎、南诏、大理、金齿至麓川等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对西南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域,与此相应,在缅甸全国统一政权没有形成之前,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反叛中原政权的力量底线——这个底线后来为缅甸取代——也是中原政权对西南边陲控制力的极限。

 

这些地方政权归属感往往随中原王朝力量强弱而摇摆;也就是说,在中原王朝较强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因相互对立而争相向中国称臣纳贡并希望由此得到中国的庇护;而在中原王朝力量相对弱或中原内战而无暇西南时候,他们的独立倾向就会加强并对中国形成边境威胁。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不是西南诸地方政权的独立而是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缅双方力量极限处的缓冲区出现力量真空。在这方面,明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教训是最惨痛的:明廷无端地将一个时不时派使者入中表示“愿臣属中国”[34]的缅甸“培养”成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35],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廷“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36]。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此事明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喻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37]。后因百夷部落内乱此事才得以消停。

 

1403年(永乐元年)缅甸又遣使表示“缅虽遐裔(远),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38]。由此,明廷又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39]。此后缅甸在与周边土司的领土纠纷中,也乐意接受明廷的调停,在征讨麓川的过程中缅甸方也协助明廷活捉“叛酋”思任发。

 

但是,在明廷将麓川独立势消除后,明缅矛盾立即提上日程。半个世纪后,中缅之间的冲突就有了国家间冲突的特征。

 

首先,缅方以擒获思任发,要求明廷以麓川地作交换,兑现“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40]的承诺,导致“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41],并集大兵汇集腾冲。1444年(明正统九年)总督尚书王骥已“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42]。只是由于麓川尚未彻底平息,王骥回调部队。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木邦宣慰使和缅甸前宣慰使的儿子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赴京城献思任发首级,皇帝任命马哈省、以速刺任宣慰使,赐敇书和冠带、印信。以速剌即要求孟养、戞里的土地,并愿助朝廷大军尽快消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

 

1451年(明景泰二年),明帝“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43],但缅方却不交出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为留后手又放思机发弟归孟养。同时缅再遣使请求孟养地。“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44]1471年(明成化七年),除孟养外,缅人得寸进尺,又索贡章地,说“贡章乃朝贡必经由之途,乞与之”[45],并要求将没有军籍的李让做冠带把事,以供他们差遣。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为李让为中原人,以任“把事”,不合体统。朝廷拒绝了缅人的要求。

 

15世纪末,明朝北方压力日增。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瓦剌部渐衰,鞑靼部兴起,明北境再次进入周边事多之秋。鞑靼毛里孩于1465年、1466年、1467、1468年、1469年、1470年、1472年、1473、1474年、1475年、1476年、1480年、1481年、1482年、1483年、1484年、1486年、1488年、1489年、1490年1493年、1495年、1496年,以不同程度的深入侵扰[46]。明廷对西南边事日显捉襟见肘,逐渐放松了对云南极边地区的管理。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403~1526年)是明朝在西南边境所设的六个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之一,隶属于云南承宣布政使司,辖地即缅甸阿瓦王朝。1488年(明弘治元年)缅甸来贡并声言安南[47]侵其边境,次年经明廷调停安南罢兵。

 

嘉靖初年,孟养酋长的儿子思伦向邻地缅甸发起攻击,杀宣慰莽纪岁及妻女,占据其地。嘉靖五年(1526年)孟养、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联合将缅甸宣慰司辖地瓜分。缅甸诉于明廷,皇帝没有回复。直到1527年(明嘉靖六年),朝廷才派永昌知府严时泰调查此事,导致思伦纵兵起变,杀死千户,严时泰逃跑,事后朝廷也没追究此事。

 

但明廷的怠懈终酿成大患。缅甸宣慰使莽纪岁之子莽瑞体在战乱中潜逃,奔东吁母家,建立东吁王朝,从此缅甸脱离中原王朝,开始其独立和统一的历史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此后的缅甸,就不是此前作为中原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权,而是脱离中原王朝的独立的国家力量。史载:“盖自天启[48]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49]

 

当时,麓川国覆灭后,缅甸即东吁王朝的对手在北面是明廷扶持起来的的孟养、东面的孟密和木邦。明廷对其政策则是“荒服之外,治以不治”[50]。这样的政策导致处于缅中力量交界地带的地方势力不敢完全无所适从,即不敢效忠明廷,也不敢效忠缅方,其结果在中缅交界地带,割据势力是要么自立为大,要么见风使舵,完全不能有定性。

 

另一方面看,造成西南边界伸缩无常的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此鞭长莫及,既无力打击窜犯势力,也无力支持遑论保护效忠本朝的地方势力。特别是麓川国被消灭后,明廷西南失去了有力的屏障,这一方面加剧了西南其他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这为位于缅甸锡当河中游的东吁王朝在16世纪的顺利崛起并成为缅甸主体政权提供了较好条件。

 

莽瑞体(1531~1550年)嗣临东吁王朝,此后便开始了自蒲甘王朝后第二次统一缅甸的事业。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使南方缅人在北方压力大为缓解。这使得东吁国可以调头南下。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缅南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51]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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