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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
二 西域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
（一）西北臂指相连，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继则京师危矣。——西域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1]。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2]：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山子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沟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线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3]；“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4]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拉铁摩尔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5]
在地区安全上，南疆与北疆齿唇相依且互为依托。南疆的发展将以北疆为依托，失去北疆，除喀什附近的几个狭窄通道外，几乎就断绝了大规模物资补给交换的地理条件；而控制北疆，若再卡住河西走廊继而哈密，基本就对南疆事态形成合围之势。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叛乱并形成为祸十年的地方割据。为了平息叛乱，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为平叛提供装备，卡死河西走廊继而哈密，而后出兵北疆，1876年先攻下乌鲁木齐，从北路荡平。从南北两向对南疆阿古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次年春，左宗棠军收复吐鲁番，至此完全控制通往南路的门户，随后便全线进逼南疆，当年消灭了阿古柏反叛势力。
此外，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还有一条“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东西向的一条路”[6]这条路不仅是经南疆进入帕米尔、中亚或南亚的通道，还是新疆与西藏联系的重要通道。由疆入藏的主要路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由叶尔羌至阿里，此道至前藏迂远；东路走喀剌河，经青海入藏；中路经格尔木至腾格里海（那木错）入藏，此路最为便捷。清朝“驻藏部队每年夏天到腾格里海驻防，冬天因大雪封山而撤离。”[7]1731年西藏噶布仑阿尔布巴与盘踞新的准噶尔部串通，阴谋反清。雍正告诫驻藏云贵总督鄂尔泰，“谆（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严令卡断双方相互流窜的通道。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及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8]。再往南便是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释道安《西域志》说：“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9]学者钟兴麒经考证认为：这个“伽舍罗逝”即葱岭古道上的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10]。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拉铁摩尔说：“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扰。”[11]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疏勒是亚洲贸易最重要的战略点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12]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3]。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
南疆线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学国、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清人魏源注意到这点，他在《海国图志》中指出：
夫中华在葱岭之东，则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高至葱岭而止。西洋在葱岭西，则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亦高自葱岭而始。[14]
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15]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16]
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17]。哈·麦金德说：“现代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18]也就是说，中国西域安全压力比较突出的时期是汉唐时期，那时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西北大漠。这时东北问题是从属于西北问题的。明代以来，中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压点由西北转到东北，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东北大平原。这时西北问题就从属于东北问题。因此，以下关于中国古代西北治边经验的总结限于汉唐时段。
（二） 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两汉期间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也在西北方向有规律地展现。
秦末汉初，匈奴崛起于北方，控制西域，对秦汉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西汉武帝时，匈奴遭到重大打击，被迫退居漠北分裂为五部。公元前119年，将军霍去病在汉军及投降的匈奴人簇拥下“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贝加尔湖）”。公元前53年，南面的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投降西汉。汉元帝刘奭（shì）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自请为婿，王昭君出嫁与其为妻，此后60余年汉与匈保持着和平。东汉时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匈奴。公元48年，南匈奴䤈落尸逐鞮单于率众投降光武帝刘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区。北匈奴的叛服不定。在南北交战中，北匈奴多次为南匈奴“却地千里”。建武二十七（公元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北匈奴遣使至汉清求和亲。东汉朝廷内部对北匈奴政策一直争论。有人认为依南匈奴故事，接受其归附，遣使监护。也有人主张趁北匈奴饥荒内斗之际，将其一举荡灭。对于这两种意见刘秀均没采纳，并告诉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于阗起而击败并取代莎车为南疆的统治。此后“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于是代莎车而为南道之长。”[19]
鉴于王莽治理失和，东汉初，中原王朝的控制力退出西域。这时匈奴已控制北道诸国，支持龟兹攻占疏勒，通过鄯善进入小宛、精绝、戎卢、且末等南道东部地区。这些对中原安全形成较大压力，东汉大将耿秉[20]看出问题所在，他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21]但东汉朝廷对于西域的纷争没有采取汉武帝“单极天下”那样的彻底打击政策，而是采取“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2]即不卷入且引导其力量平衡的政策。光武帝对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域诸力量间的冲突，均采取“大兵未能得出”[23]即不干涉，任其自生自灭。这在客观上使南北匈奴处于相互制衡状态。东汉朝廷对北匈奴采取羁糜政策，颇加赏赐，但不遣使。这样在塔里木盆地就形成了匈奴与莎车继而于阗两大势力相互牵制的局面。
西汉武帝的北疆治理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西汉宣帝和东汉光武帝对此都有深刻的总结。他们二人共同的特点是不主张打破北疆的战略力量间的平衡。
光武建国初期，马上得天下的大臣们一个个磨拳擦掌，他们还要在马上再建“令万世刻石之功”，这些都为光武帝喝止。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开国功臣宫臧、马武联名上书请灭匈奴，“愿得五千骑以立功”，要抓住机会。宫臧、马武敦促出兵的理由是：
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24]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靠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25]
光武帝笑着对宫臧说：“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26]光武帝考虑后明告宫臧、马武：
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乐其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27]
这里，光武帝是在总结西汉武帝至王莽期间北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没有点名，但言有所指，光武帝指责王莽——类似今日“团团伙伙”式的政客们——之失在乐身，全凭主观意志办事；西汉武帝对中国北疆稳定贡献很大，其不尽人意处在于“舍近谋远”和“务广地”，战略目标大大超过国力极限，以至“劳而无功”和“劳政多乱人”。接着，光武帝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
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28]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29]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30]
需要说明的是，光武帝在这用了“广地”和“广德”两个概念。前者不难理解，就是扩大可控制的地盘，而后者即“广德”在先秦和秦汉时的理解与今天有一定的差异。对“德”的理解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道经》，“德”先“道”后，[31]这说明老子最重视的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德”为具体的“事”，“道”为抽象的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管子说“德者道之舍”[32]，《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33]都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个体事物的存在方式。道是无限的，而德是有限的。由此引申到做人办事上，“德”最初指的就是人的立身之本，处事之位。体，人之本也。“心之在体，君之位也。”[34]因此，“广德”的含义在此不主要指“仁义”这样一些观念上的东西，而是指国家力量的现实性和有限性，《管子》说：“强不能徧[35]立，智不能尽谋”[36]。意思是再强也不可能遍占天下地，再聪明也不能尽算人间事。这与光武帝的“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是一个意思，意即要量力而行，不要做鞭长莫及之事。
理解了“广德”这个关键词，其他就迎刃而解。“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地占的多了反守不住，目标超出国力反倒虚弱。“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量力而行者安全，超出国力的占领伤国，这样的盲目扩张政策，即使成功，也是失败。理解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光武帝对宫臧所说的“常胜之家，难与虑敌”[37]的深刻内含。遗憾的是，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在51年后即和帝永元期间窦宪的“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豪迈中灰飞烟灭。
耿秉对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有深切的认识。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38]。窦太后问策于耿秉，耿秉意见表达得比较婉转：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衅。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39]
耿秉用“事遂无成”婉转地批评汉武帝“单极天下”的边疆治理政策，又用“以夷伐夷，国家之利”概括了东汉光武帝北疆治理的要义，认为这一政策使得“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如果细读这封折奏，耿秉就南匈奴请伐北匈奴的“宜可听许”的态度的是有保留的和勉强的。其前提是不能破坏“以夷伐夷”的局面，不能再犯武帝“单极天下”和“事遂无成”的错误。是时，章帝崩，窦太后临朝，窦太后需要一个军事胜利稳固自己的地位，这时身为大将的耿秉就不能在军事表示出退却之意。
与耿秉的婉转相比，尚书宋意的反对意见就表达得斩钉截铁，其战略认识也更为深远。书载：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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