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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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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基本建设

  合作化时期建设了大量的农田基本设施,这些建设一般由县或更高层级单位计划、实施的工程规模较大,且通常由固定的年度工程队来施作。由县、省,或甚至国家(中央)政府出资,但大队/公社也派出固定的年度工程工人以分担成本,这些工人在其原单位里依然持续得工分,并且有县政府或更高层级的政府所发给的小额日常补给品。从1957至1978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占其全部投资的百分比从7.8%上升到12.5%。

  有国家的投入做保障,广大农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与天地奋斗的运动中,农民的工作日延长到冬季,总天数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

  正是国家的支持和农民的辛勤劳作,全部耕地中的灌溉面积比例,从1952年的18.5%增加到1957年的24.4%、1965年的31.8%以及1979年的45.2%。这些成就为中国农业的不断增长提供了长远的积极作用,也大大提升了农业的抗灾害能力。

  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也记录了农民参与水库建设的豪情壮志:

  1960年3月6日

  1960年春节刚过,大队的老八沟水库工程马上上马,县上1959年冬开工的白家河水库工程、1959年10月开工的白家庄铁路工程也开始上马。

  只见工地上,千百个民工精神振奋、热气腾腾,青年们驾车辕飞跑、毫不知乏,老汉们精身子轮镢,毫不示弱。兴元高兴地说:“初来时山是高山,沟是深沟,短短4个月,高山变矮了,深沟填平了。真是喝令高山低头,迫使河水让路啊!”

  可惜的是,这些水利设施80年代后开始荒废。由于粮食收购价格提高[①]而增收的农民,很快用这笔钱修建了房屋。当时的农民,四处在建新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与之相伴随的是:

  1979年-2004年来流失土地相当于全部农地的7%;

  1976年-1987年,使用有机肥的土地面积减少了60%|;

  1980年前,灌溉面积以每年800-1000万亩增加,1980年后,极少再新建,旧灌溉系统也年久失修。

  观察国家的农业基本建设占总基本建设开支的比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这一比例在二五~五五计划时期分别为11.3%、10.7%、9.8%与10.5%,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六五~八五计划(即1981-1995年)中却大幅下降为6.2%、3.2%与3.0%,投资大幅减少使得先前建立的84000个蓄水池中有三分之一在带病运行。

 

  农业生产现代化

  早在1960年代中期,在国家的计划引导下,农民开始发展五种小型的乡村工业──肥料、水泥、小型钢铁、农业机械与发电站,农村逐步积累了农业生产现代化所必须的机械设备。但是,合作社一旦瓦解,个体经营的农户并不需要先进的机械设备。在1980到1986年间,全国有机械耕作的土地减少了11.1%。以豫西某农村为例:农民把生产队几十年来购置的农业机械如柴油机、打麦机、拖拉机、收割机等按废铜烂铁卖掉,耕作方式又回到了牛耕手种时代。1986年该县原有的101台大中型拖拉机只剩下4台。[②]

  先进的生产激励机制

  在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民的收入由工分体现。工分怎么评才能更有效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没能解决生产激励的机制,在中国农民面前却不成为问题。大寨的评选方法最简单也最有效,农民是历来反对烦琐哲学的:“大寨原先是天天评,后来一月一次,可这也觉得太麻烦,最后就成了半年、一年一评”。一年一评就定一年的工分,大寨普通农民说:“没有其他想法,你都是挣工分,你都得生活。那会儿就是一天两担饭去地里,大早上起来就走了,吃了你还得干。中午还是担饭,赶黑夜才能回了家。”[③]

  同时,工分制公开地记录和承认妇女的劳动,使她们在公共空间中占一席之地,更是极大地激发了妇女的生产热情。一位学者真实地记录了她的大姨对那段时光的怀念:大姨的回忆带着一种兴奋和无奈的叹息。当年,苗条的她挑过满筐的河泥,人们开玩笑说她“水蛇腰”。回想起这些,大姨脸上荡漾着笑。集体劳动里她得到了某种承认和自豪。[④]

 

  医疗卫生事业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此,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通过群众运动搞卫生事业,1950年代后期,重大的疾病如疟疾、肠道寄生虫、血吸虫病、呼吸道疾病、梅毒、伤寒与肺结核等,不是被消灭就是受到控制。

  通过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在生产队有赤脚医生处理小病,大病则送至大队诊所或是公社/县的医院,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建设,乡村地区医院的数量在1949-1957年间增加了近4倍,1957-1965年间又增加超过4倍,1965-1978年间又再增加4倍;1930年~1979年,农民的预期寿命从35岁到64岁,婴儿死亡率从156‰减少到56‰。

  但是改革开放后,合作医疗体制迅速瓦解,2002年,仅5%的乡村居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险;1950年代以经消除了的许多传染病,诸如肺结核、血吸虫病与其它传染病,已经大规模地重现;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疾病的冲击。根据一项在豫西农村的调查显示:得重病有能力到大中型医院治疗的只占11%,借一部分钱能到大中型医院治疗的占30%,没有能力到大中型医院治疗的占50%,儿童正常防疫都不能完全保证的占9%。

 

  教育事业

  仍然以豫西某农村的调查为例:

  1949年全县只有1所初级中学、141所小学;

  1969年底,该县建起7所高级中学、64所初级中学,小学也猛增至500所;

  1979年底,全县28所高级中学,134所初级中学,634所小学;

  到此为止,全县形成了完善的高中、初中和小学教育体系,但是改革开放后,教育资源迅速集中,学校数量急剧减少。

  1989年底,全县4所高级中学,44所初级中学,231所小学;

  1989年该县的入学率除小学还维持在90%以外,初中的入学率已由1979年的59%降到49%,高中已由1979年的50%降到了7%。

 

  文化事业

  合作化时期,组织起来的农民有着丰富的农民业余生活,农民侯永禄写道:

  晚上,东北村的群众耍狮子,跑旱船。一只狮子四条船,也真热闹!东南村则演戏,我还登台说了一段快板。( 1953年正月初六)

  晚上,东北村组织大家耍龙灯。( 1953年正月初七)

  东北村专门从乡下请来了芯子,也演出了“社火”。真是村村热火朝天,人人兴高采烈。( 1953年正月十五)

  这一热闹非凡的农村景象,在改革开放后却是今非昔比,而今萧条的农村,赌博成为了新的文化。

 

  注释:

  [①] 1978-1983年小麦、玉米和稻米的收购价格分别提高了70.1%、68.6%和64%

  [②] 晓东.豫西农村调查 .批判与再造

  [③] 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

  [④] 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

  原标题:合作化与中国农民——读《深翻》一书有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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