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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设关卡塑家风:“三让将军”徐立清的家风故事
胡遵远
徐立清,安徽省金寨县斑竹镇人。老将军是我军优秀的政工干部,他曾经让级别、让军衔、让级别,被人们称之为“三让将军”,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干部、好同志”。
明确提出“三不准”、“五过关”
徐立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严格要求也是严格出了名的。他给家人定了个“三不准”: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对自己的秘书提出了“五过关”:政治上要强,工作上要实,不要搞特殊化,遇事要冷静,要能委曲求全、顾全大局。他对自己也提出了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徐立清的夫人党秀玉也是一位老红军。全国解放后,组织上考虑到党秀玉的职务较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很多女同志都比她职务高。干部部门就找徐立清商量,准备调整一下党秀玉的职务。徐立清说:“党秀玉做了不少工作,可她是我的妻子,她的职务问题你们就不要考虑了,可以挑选比党秀玉更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党秀玉在团职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很多年,她从不提过分的要求。
1952年干部定级时,党秀玉也主动提出来,不要高级别,要把待遇让给别的女同志。1955年,军队要安排大量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不少人不愿离开部队,到处找人托关系。徐立清就和党秀玉商量,让她转业地方工作,党秀玉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立即转业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协助教育局筹办幼儿园,一干又是很多年。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有很多老首长去徐立清家里拜访,看到他家里坐的还是战争时期转交过来的一个旧沙发,用的是旧桌椅,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有人就建议管理部门把徐立清家的旧沙发给换了。当时的总干部部办公室主任王迪康就给他家买了一个新沙发。徐立清对此非常生气,他对王迪康说:“难道我家用的沙发还让公家出钱,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现在不是都没有换吗,就因为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搞特殊化吗?”几天后,徐立清还是坚持把新买的沙发退了回去。
徐立清唯一的女儿徐延旗,1948年8月出生后,因高烧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平时说话、走路都不方便。徐立清和党秀玉到处为女儿求医治病,花费了不少钱,也不见好转。组织上想帮徐立清夫妇解决生活和经济上的困难,被徐立清婉言谢绝了,他说:“谁家的孩子都会有个三长两短的,这是正常的事,如果都让公家出钱,国家也承担不起呀。”在给女儿治疗期间,徐立清夫妇没有花公家一分钱。徐立清最小的儿子徐秋京,1956年9月出生时,正赶上徐立清病重住院。夫人党秀玉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徐立清,有人提出来,想从其它单位给徐立清家找个人照看孩子。徐立清说:“这可不行,这个任务还是交给秀玉吧。”再次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
徐立清的两个儿子徐甘泉、徐和平正在上学读书,徐立清经常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在老师、同学面前不要提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儿子徐和平因病不能按时到校学习,想用爸爸的车送一下,徐立清说:“这样不行,车是供我工作用的。一点小病,还是坚持一下走着去吧。”就这样,徐和平还是带病步行到学校去了。
徐立清不仅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对秘书要求也很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受到大家一致赞扬。
1955年5月,李刚锋从兰州军区干部部调往总干部部,曾为副部长徐立清当秘书。当时,徐立清身体有病,住进了医院,李刚锋几乎天天守在他的身边。总部经常有文件送给徐立清,让他审阅。李刚锋认认真真地读给他听,李刚锋的工作作风受到了总部机关同志们的高度称赞。到了1960年底,徐立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时又调原总干部部统计部的杨弘为徐立清担任秘书,杨弘既踏实肯干,又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他跟随徐立清多年,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评价。跟随徐立清同志的几任秘书,都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关注,有关领导同志找徐立清商量,想调他的秘书到新的单位去工作,委以重任。还有的想直接给他的秘书下调职命令。徐立清对他们说:“我的秘书工作很出色,这是他们的职责,是应该干的,有我在总政治部管干部,你们就不必考虑他们的职务问题。”在会议讨论时,他说:“我的秘书不要考虑提拔,可考虑别的人选。”干部部门考虑到徐立清的一位秘书,不但工作能力强,而且作风正派,具有开拓精神,很想把他用起来,况且这位秘书也到了该解决职务的时候。干部部门的同志跟徐立清商量,准备把他安排去当科长,徐立清一口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位同志的能力和水平,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不要说当科长,就是当部长也绰绰有余。但是,他是我的秘书,对他的要求就更严格。所以,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就不要考虑他的问题。等我下来了,你们想怎么重用都行。”于是,这位秘书同志一直在徐立清身边工作了9年,职务和大家一样齐步走,没有提前晋升过。就这样,在徐立清身边工作过的几位秘书,职务都没有得到特有的提升。不过,他们都无怨无悔,非常感激和尊重徐立清。徐立清对警卫员、公务员也很严格,要求他们平时注意学习,外出要请假,回来要销假;接待客人要和气,要有礼貌等等。
始终坚持“两个不”
1950年,徐立清到总部工作以后,一家被安排住在东四三条一个四合院里。他对此很不安,几次跟管理部门的同志商量,想把这个住处让给年老资深的同志住。他说:我有三间房子就行了,一间做卧室,一间接待客人,一间供工作人员住。徐立清还找到罗荣桓部长谈退房的事时说:“我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最好能把这套房子让给年龄大、资历深的老同志去住。”当时的管理部门考虑到徐立清夫妇有3个孩子,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住房并不宽敞,没有同意徐立清调房的要求。
徐立清穿着也很朴素。他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到基层检查工作,总是穿着一双圆口布鞋。当时总干部部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给徐立清买了一双皮鞋,说让他开会或者到一些重要场合穿。徐立清对这位同志说:“我要到农村去,到山区去,那里的群众连饭都吃不上,看见我穿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皮鞋来了,人家该会怎么想;我说呀,穿布鞋最合适,一是少花钱,二是穿着舒服。”第二天,他就把新买的皮鞋退了回去。曾担任过赖传珠副部长秘书的毛华山回忆说:“徐立清在总干部部期间,他除了上班穿军装外,在其它时间穿的都是便装。到了冬天,他穿的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一件旧大衣,很多同志劝他到被装仓库换件新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管是新的、旧的,穿上不冷就好。”徐立清衣不重彩、食不重味,他是南方人,爱吃辣子和咸菜,有时因加班耽误了吃饭时间,为了不给机关食堂的工作人员增添麻烦,他就随便要碗米饭,来点辣子就凑合过去了。他不抽烟、不饮酒,处处节俭。他这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在总部机关中是出了名的。
徐立清的生活作风不仅感染和教育了身边工作人员,而且对其家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人党秀玉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她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一直非常严格。徐立清去世几个月后,她把自己宽敞的住房让给了别人,把徐立清坐的专车交还了组织,带着全家十几口人住进北京东四三条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她和女儿徐延旗住两间,当时已经是军职干部、挂着少将军衔的大儿子徐甘泉住两间,二儿子徐和平也是部队的高级工程师,也住两间,小儿子徐秋京住在院外。党秀玉要求儿女们一定要向他们的父亲学习,不要讲究吃穿,不要讲排场、讲阔气,要比工作、比贡献。在这个拥挤的四合院里,找不到一件高档商品,沙发、桌椅也都是过去留下来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墙壁用料有些脱落,下大雨时还有渗漏,总政有关部门准备给他家装修一下,党秀玉婉言谢绝了。1998年,上级考虑到党秀玉年岁已大,住这样的房子有些不合适,按照条件她也该分一套房子了,当组织上征求党秀玉的意见时,她却说:“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上几年?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我看还是把它退了吧。”就这样,党秀玉又把分到的住房退了,全家人对此毫无怨言。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可当年军委总干部部的作风却一直传颂至今。当年在总干部部工作过的在京老同志自发地组织起来,每年国庆节前后聚会一次,共同回忆总干部部不平凡的岁月,畅谈总干作风,他们中间,有的作诗献画,有的慷慨放歌,还有的宣读自己的回忆文章。更有趣的是,有的老同志还举起了“总干部部作风万岁”的条幅。那场面十分感人、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