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毛泽东和习仲勋的革命情谊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习仲勋

 引   子

写下这个题目，引用两位伟人的语录，我心中的崇敬之情再次油然而生。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由于革命工作的分工和领导职务的不同、经历阅历的差异，毛泽东同志与习仲勋同志长期成为上下级关系。然而，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之间却有着一种非常特殊、非常深厚、非常真挚的革命情谊。 

我对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革命情谊有三个“非常”的认知、认同、认识，是有真实史料和深入研究为充分依据的。2006年春夏之交，受习仲勋同志家人的委托，我们中红网创建了《习仲勋纪念馆网》。当时，全国还没有建立任何纪念习仲勋同志的场馆设施以及网上纪念馆，所以我们中红网是率先建立的中国第一个纪念习仲勋同志的“网馆”平台。从那时以来，我们一边坚持和加强网站维护的软件建设，一边积极和主动到各地采访收集习仲勋同志的史料。同时，我们持续开展习仲勋同志研究，先后举办了纪念习老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老与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座谈会、习老与党的改革开放专题座谈会、习老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座谈会等多次专题研讨活动。岁月匆匆，收获多多。正是通过这12年来的史料挖掘、广泛了解、深度研讨，让我找到了、看到了、听到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同志与习仲勋同志，在领导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相互无比信任和倾心支持的感人故事，以及建立起来的让人赞赏和感慨的深厚情谊。

历史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党的建设，特别强调党的干部要讲党性、讲原则、讲大局、讲正气。因此，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的高风亮节、高洁品德，学习他们的高尚情操、高度自觉，就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01

南有瑞金苏维埃政府毛主席

北有照金苏维埃政府习主席

毛泽东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友谊，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正是这个非常特殊和特别艰难的历史时期，使两位伟大人物的相遇及其后来的革命生涯具有传奇般的色彩。

上个世纪30年代，毛泽东和朱德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又开创了中央苏区。那是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会后，毛泽东到湖南、江西边界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接着，又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从1930年底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当选为主席。

无独有偶。此时，在远离党中央的大西北，也活跃着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一块“红色割据”——这就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习仲勋于1930年开展兵运工作，1933年3月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才20岁；被人们称为“娃娃主席”。1934年2月，习仲勋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与毛泽东一样，参与领导了陕甘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武装，反击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

就这样，两位苏维埃主席，一个在瑞金，一个在照金，一南一北，互相呼应，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线的一道亮丽风景。

02

毛泽东“停止捕人”指示救了习仲勋

习仲勋严正指出“是中央救了陕北”

1935年9月，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队伍，遭到了来自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打击和摧残。在那些充满危险的日子里，中央代表一到陕北，立即大搞“肃反”运动。他们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陕北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加快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歪曲成“右倾投降”，定性为“反革命”，并据此认定陕北红军中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中有许多“反革命分子”，

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刘志丹、习仲勋首当其冲被这些极左分子当做“反革命”关押起来。他们把习仲勋等人关在小黑屋里，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陕北党和红军领导人执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习仲勋则与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拒不认罪。对这段历史，习仲勋这样回忆：“我被关押了，起初在王家坪，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吴起镇好几处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布告上署着“主席习仲勋”的落款。从此，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毛泽东听说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的消息后，立即派李维汉、贾拓夫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证实西北苏区正在肃反。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必须停止捕人。”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经过艰苦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坚固可靠的“落脚点”，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提供了坚固可靠的“出发点”。

1935年9月，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大举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进抵甘肃南部，他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等的消息后，对中央红军指战员说：“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还指出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毛泽东对刘志丹、习仲勋等被关押的事件十分重视。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工作。当他们汇报到“肃反”问题时，毛泽东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并立刻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旋即，毛泽东指派刚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前往省委所在地瓦窑堡进行调查。临行前，毛泽东还专门与王首道谈话，叮嘱他“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接着，毛泽东还交代王首道，一定要向他们（指极左分子）讲明白，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为了使王首道的这次行动更有力量，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后，组成临时中央工作组，指定王首道为工作组组长。王首道记住了毛泽东的话，他真正理解了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杀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用心良苦。王首道受命后，以再快的速度赶到瓦窑堡，立即向那些极左分子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立即放人。在这样的高压情势下，极左分子不得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

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达到陕北、立足陕北后，又有一些极左分子别有用心地散布政治是非，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在不同场合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来了，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03

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毛泽东十分惊讶“

原来你这么年轻”
第一次听毛主席作报告，习仲勋

“我心里高兴极了”

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差点被杀头的习仲勋。毛泽东是在一个窑洞里见到习仲勋的。毛泽东和习仲勋一见面，十分惊讶：“原来你这么年轻！”毛泽东这声感慨发自内心，因为他是在长征到达吴起镇后，先从“布告”上看见习仲勋的名字，再通过听会议汇报了解了习仲勋。此刻见到了活生生的习仲勋，毛泽东更加坚信自己“刀下留人”的决定没有错。此时才23岁的习仲勋，见到如雷贯耳的毛泽东，精神十分振奋。毛泽东与习仲勋交谈了许多话，从家世、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工作。通过交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忠诚、赤诚、真诚，对习仲勋的才干、能力、水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对“自己要永远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到底”的敬仰、信赖之情，也油然而生。

在生死关头，习仲勋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毫不屈服，深受毛泽东的赏识。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救”“的习仲勋，重新回到陕北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次会上，习仲勋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和听到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大报告。毛泽东那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大形象和充满战略思想、宏观睿智的理论自信，在习仲勋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记忆。习仲勋在晚年撰写的《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习仲勋则不断委以重任：1936年6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参加西征，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中央决定调回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习仲勋任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政委、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1942年7月，中央调任习仲勋为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习仲勋改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1944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之前，毛泽东找习仲勋谈话，讲到“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找习仲勋谈话：“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1945年6月，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不久，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04

毛泽东提名习仲勋当西北局书记
33岁的习仲勋成为毛泽东的

“肱股之臣”

党中央、毛泽东不断调整习仲勋的工作岗位，是有目的培养和锻炼习仲勋。习仲勋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在血与火、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中，不断进步，健康成长为一名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有丰富经验的、合格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进步看在眼里，在多种场合给予很高评价，还一再在中央最高决策层中提议安排习仲勋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给习仲勋压更重的担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根据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调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班子。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刚刚33岁。就这样，1945年10月，年轻的习仲勋于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独当一面的“肱股之臣”。

习仲勋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岗位上，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后来展开的解放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同志胜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除了政治上完全合格，在指挥军事方面也有很强的才能。红军时期，习仲勋在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时，就协助刘志丹开展陕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多次直接参与谋划军事方略。毛泽东在推荐和决定习仲勋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时，对习仲勋军事才能这一点非常看重。解放战争开始不久，为了让习仲勋熟悉对大兵团作战的指挥，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的领导职务。中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断对习仲勋委以军事方面的重任。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习仲勋不负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望。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在西北野战兵团，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创造出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的战争奇迹。接着，习仲勋又参与指挥了陇东和三边战役。在此过程中，习仲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彭德怀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评价也很高。毛泽东也看到了习仲勋的军事才干，决定在军事上让他得到更多的锻炼。1947年7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一起，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