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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证解放前、解放后、
改开三时代的梁漱溟
梁漱溟老先生都知道的，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大儒。“犯言直谏”，可是敢当面和毛泽东过两招的人。
梁漱溟：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梁漱溟：
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毛泽东）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
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 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
梁漱溟：
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谈话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梁漱溟后来回忆说：
“这篇文章（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谈话共八次，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当把话题转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时，两人激烈争论起来，有一次从前一天傍晚一直争论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了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
若干年后，毛泽东去世多年，和毛泽东过过两招的梁漱溟深情的说：
“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现在看，毛泽东是对的。特别是在对待我个人的问题上，毛泽东襟怀大度、心胸豁达，关心我这样的民主人士，其情、其理感人至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真诚的朋友。”
二、见证了解放前
解放前，老舍在英国教了几年书，默默无闻。可以说白干了几年，勉强糊口。为什么说白干几年呢？当年老舍先生，离开英国回国，存款只够买从英国到新加坡的船票，所以，老舍先生到了新加坡下船了。下船干嘛呢？教书赚钱买从新加坡到中国的船票。老舍在新加坡教了半年书，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赚够了船票钱，就乘船回国了。所以？他妈的帝国主义邪恶啊，我们的老舍先生给你们教书育人教了几年买船票都要分段！
众所周知，老舍是满人。解放前，老舍是不敢承认自己是满人的，辛亥革命后满人是受歧视的。解放后毛泽东接见老舍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专门肯定了清朝的有作为的几个帝王的历史贡献。老舍先生才抬起头来，不再避讳自己是满人。
以下段落摘自老舍先生《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我感谢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
老舍，1952年。嗯，为什么特别标注该文的时间呢？这个时间说明，当年以老舍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是彻底心悦诚服的。感谢毛主席，喊出毛主席万岁也是发自内心的。
三、见证了解放前
解放前，傅雷家是大地主。多大呢？北京大学教授阿忆家解放前也是地主，傅雷家比阿忆家大那么一点点。傅雷说他爸爸去世后，家道不济，母亲为了把他养大，就卖地，卖到最后只剩下400多亩……
1912年，傅雷父亲傅鹏飞因冤狱去世（看清楚，是1912年。），傅雷由母亲抚养成人。老母亲望子成龙，对傅雷很是严厉。每天不是打就是骂，甚至按着头往墙上摩擦。傅雷母亲对傅雷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报仇——家仇，所以迫切的想傅雷出人头地好报仇雪恨。打骂这些坏毛病，都在傅雷身上保留了。傅聪兄妹就经常挨打，也是时常被傅雷按着头往墙上摩擦。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导致傅雷孤傲、冷酷，谁都不服。傅雷是从不轻易夸人的。有一次杨绛翻译了一篇散文，傅雷看了看，说：不错。杨绛谦虚了一下应道：一般一般。结果傅雷在忍耐了一分钟后却认真地发话了：“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杨绛一脸懵：“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但是，傅雷先生，对毛泽东却是心悦诚服的。服气到什么程度呢？用傅雷先生自己的话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傅雷家书》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间写给出国留学儿子的家信，
我们来读读传说中的《傅雷家书》，很多人听说过，我估摸着都是跟风，并没有读过，所以我们读一读。
以下摘自传说中的《傅雷家书》：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上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后再寄。在京（傅雷进京听毛泽东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