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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三十余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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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三十余年有感

齐红深

羊辞旧岁留祥瑞,猴献仙桃祝寿康。鞭炮声淹没了央视春晚的精彩节目和家人的欢声笑语,我却突然来了写作的冲动。又老了一岁,深夜写作这个老习惯仍然改不掉。

从除夕早晨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拜年短信、电话、微信,像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样,越来越密。都是几十年来我做口述历史结交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子女发来的。过去是我给那些历史亲历者拜年,现在他们陆续走了,我也年逾古稀,逐渐变成他们的子女给我拜年。

中国人素来重义重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得一知己足矣”“人生多友可长寿”是脍炙人口的名言。可是到了老年,大都对南宋诗人方岳“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有同感。说明交友之难。而我这一生,最为欣慰和自豪的是知心朋友足有二三千人之多。

 

齐红深(右)对原伪满洲国学生李连举进行访问.jpg

齐红深(右)对原伪满洲国学生李连举进行访问

我从1984年开始做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1995年正式成立了85人组成的课题组。我的知心朋友都是1890至1937年间出生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他们当中有教师、干部、医生、记者、科学技术人员、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有工人、农民、军人、警察;既有中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也有国民党高层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具有不同民族、不同政治身份和文化背景。中国大陆的亲历者在日本投降后对日本侵略者灌输的思想观念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洗,同时也有部分人因在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心有余悸,不敢敞开思想,担心“祸从口出”。做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与抗战光荣史,大屠杀、细菌战苦难史不同,不仅要追寻历史事实,更要搜索殖民教育对人的思想、认识、精神和观念留下的印痕。个人的某些“不光彩历史”和“隐私”,与民族、国家和时代悲剧交织在一起。谈起往事撕心裂肺又心情复杂。让他们敞开心扉,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这在十几年前特别是二十几年前、三十几年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心灵的大门只有用心才能开启。我们把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作为长辈和父兄来对待,三番五次、十年八年、天长日久地交往、关心、爱戴,终于水滴石穿,结成朋友,反复阐明他们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那个时代,应当在有生之年,把历史记忆留给世界,留给后人。

 

齐红深为鞍山市中学讲述日军侵华罪行.jpg

齐红深为鞍山市中学讲述日军侵华罪行

有一对家住大连市的老夫妻,从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虽经时代变迁,根深蒂固的爱日、崇日、尊日思想仍然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保留着日式生活习惯。我每次从沈阳到大连出差,不论多忙都必定带着真诚、带着礼物去看望他们,陪他们聊天,化解他们晚年的孤独和寂寞。从1993年到1997年,持续不断。经过几年交往,他们不仅向我讲述心路历程,还把珍藏的近百幅历史照片和教科书送给我。

有位百岁老人是伪满洲国建国大学国民党地下反满抗日组织负责人,被日本殖民统治者判处无期徒刑,折磨得死去活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判十年徒刑,直到60岁才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他长期受到社会歧视,思想上存有芥蒂,只得在家里独自演习书法,我便“投其所好”,把珍藏多年的乾隆书法碑拓赠送给他,并邀请我认识的书法家同他交流。我与他交往了14年之后,他终于向我打开了历史记忆的大门。

我们做口述历史的过程就是交友过程。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并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这些古语和道德成为我们以德交友、以诚交友、以知交友、以道交友的信条和原则。我们对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待人以诚,感人以德,交人以善,做到难予能予,难做能做,难忍能忍,不揭彼过,遭苦不舍,天长日久,终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有位著名老教育家,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却对我组织中日两国学术交流和口述历史访谈避而远之。我多次诱导启发他讲述对伪满洲国教育的经历,他却只进行理性批判,从不言及个人。后来,他家遭不幸,老年丧子,身心遭受极大打击,我和夫人对他事之如亲。他才逐渐把心路历程和在日本做“留学教官”期间,主动到“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石原莞尔家里拜访、撰写宣扬“日中亲善”文章等无人知晓的个人经历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我不但未因得知他有历史污点而疏远他,反而更加同情、理解和亲近他,直到为他料理后事。

就是这样,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体悟他们的复杂情感和历史记忆。并且不断摸索总结,制定了口述历史学术规范。包括访谈过程要:“礼为先(经常致信打电话问候,登门拜访必携礼品);敬为上(不论亲历者有何种历史污点和癖好,都要心怀敬意,尽自己所能为其提供帮助);诚为要(对亲历者的回忆要真诚顺从,不质疑,慎反问);信为本(信守承诺,包括所有约定和保护隐私等);法为基(形成法律关系,建立有关制度)。”亲历者开启心灵大门之后,从“要他说”的被动地位转变为“他要说”,成为历史言说的主体。我们千方百计创设条件和环境,让他们不受干扰,完全在自愿和自主的状态下自我言说。

我们与历史亲历者的纯真友谊终于结出了丰硕之果。这就是两千多人的口述历史及其老照片、教科书、作业本等各种珍贵文物。

为了把历史记忆传承下去,我们期待不加挑选不加删节地出版全部口述历史和相关历史照片,把全部史料捐赠给国家博物馆。但是,一直未能如愿。

2004年8月3日,南开大学老同学赵远亮、詹黛尔夫妇来大连旅游。远亮与我同班,工人家庭出身,纯真正直,我俩心息相通。黛尔高我一年。我们从未说过话。在我心目中她是江南才女,也是仙女。我至今仍记得她发表在墙报上的诗。后来,由于我们参加了对立的“红卫兵”组织,50年来未曾往来。我和老伴邀请他们到家小聚,唏嘘再三。恰值七夕节,我口占4句小诗“同窗共习本相谊,风打船漏各东西。五十年后鹊桥上,老弟兄携老爱妻”相赠。詹黛尔不经意间看到我家中堆积的老课本、老照片,爱不释手。回到天津后,她立即约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黄沛社长兼总编辑。当时,黄社长正在广州出差,晚上刚下飞机二人就见面交谈。黄社长慧眼识珠,当即表示这些东西非常有价值,但由于出版费用高,销路少,决定与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共同申请国家出版基金。

去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利用我们的课题成果做了百余次报道宣传,辽宁大学历史系徐德源教授辑录整理出一本60多万字的书,东北师范大学徐雄彬博士承担的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口述历史怎么做怎么样——齐红深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我编著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也入选了国家“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专家对该书的评语是:“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当事人的深刻反思再现了那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这是一部内容浩瀚、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著作。相信每位读者,不管年长还是年轻,不论政治派别和种族肤色,都会受到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更加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流亡》这本书只有32个人的口述历史,如果能够把全部口述历史以本真的面目公之于世,相信会更有益于社会,更能够打动人心。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对1895—1945长达50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改变中国人民国家观念、民族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历史记忆,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构成了证人、证言、证物的完整体系。正如十年前渤海大学魏正书教授和日本筑波大学李立冰副教授在《历史的本真言说——基于齐红深“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研究”》一文中所说:“齐红深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研究以历史的本真言说表现出殖民教育亲历者历史记忆和感性叙述的力量,在加害国日本产生多层面的影响。原因在于它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是历史记忆的活化石。口述历史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亲历者的个案叙述、注重亲历者的感性叙述、注重亲历者口述史的意义再生。近年来,口述历史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从以往的宏大叙事、间接描述和意义阐释向个案叙事、感性回忆和意义生成的转变。口述历史应当注意设置言说的环境,言说的角度只能是作为历史体验者的‘我’”。(载《教育史研究》2006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本次申请国家出版基金,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健研究员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教授极力推荐。他们在推荐意见中写道:“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记录了不同人群的鲜活记忆与感受,是有温度和细节的历史回溯,比档案史料更生动、更具体、更丰富,更具社会文化学上的认识价值。有效地保存了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是对民族精神的珍贵传承。用大量史实深刻而又多面性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中华文化、破坏民族观念、改变国家认同的种种做法和后果,以此警示我们只有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中华民族精神建设,才能实现中国梦。”“中国研究日本侵略的学术成果很难得到日本认可。而齐红深教授主持完成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能够同时获得中日两国学术界高度评价,并在韩国、美国、德国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本项课题研究的日本对华教育文化侵略,是过去涉及不多的领域,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引以为荣至今仍然在极力美化的领域,有着明显的针对性。研究者采用近百年西方新兴的口述历史方法,获得大量平民化、人性化,有温度、有细节的史学成果,用世界语言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具有跨文化的传播优势,易于穿越加害国和受害国读者的心理界限,搭建历史认知共通的桥梁。”

 

日中友协副会长大田宣也率代表团听取齐红深关于东北殖民教育学术报告.jpg

日中友协副会长大田宣也率代表团听取齐红深关于东北殖民教育学术报告

多年来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这项繁复的工作,早已积劳成疾。在电脑前写到这里,颈椎、腰椎特别是眼睛已经疼痛难忍,我不得已离开电脑,活动身体,揉揉眼睛,恰巧,看到了新春的第一缕曙光。按照老家的传统,到了给长辈和亲友拜年的时候了。我满怀深情注视东方,感恩的心潮如滚滚浪涛:

首先,感谢吕正操、郭峰、王炳照等老一代革命家、专家学者组成的顾问组和包括台湾、香港在内全国各地及日本的课题组全体成员。我们在一起团结合作了三十多年,肝胆相照,从未发生过一丝半点的隔膜和不快,因为人人都有一颗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赤诚之心。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我忘不了大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忘不了大家给我的关心和帮助,忘不了大家无私的付出。特别是徐德源教授已经87岁高龄了,仍在电脑前每天坚持审阅2万字稿件,一直是激励我和大家的榜样。

我十二万分地感谢接受访谈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打掉顾虑,敞开胸怀,将个人的历史记忆奉献给世界和后人,也成就了我们的事业。

感谢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工作指导小组的大力支持和正确指导。

感谢我的工作单位辽宁省教育厅,感谢历届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和宽容。

感谢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纪念抗战受难同胞联合会、台湾东北同乡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真诚合作与大力支持。

感谢海老原治善任会长的日本“满洲、满洲国教育研究会”,小泽有作、渡部宗助、宫脇弘幸任会长的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以及日本国际教育研究会同我们的长期学术交流与合作。

感谢中国地方教育史志协会、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等学术团体的帮助。

感谢提供经费资助的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瑞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日本东京关西语言学院、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美国纽约)、香港纪念抗战受难同胞联合会、沈阳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感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辽宁日报等新闻媒体多年来的关注和宣传。

感谢所有给予过关心、支持、帮助的单位、团体和个人。

特别要感谢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母恩如海。她真的像母亲一样给予我的太多太多,特别是人格和学风涵养,让我终身受用不尽。“文化大革命”中,我得以与现代文学理论家李何林先生、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方志学家来新夏先生等“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叫我“不要荒废青春”,要“眼光放远”“厚积薄发”。还有当时的领导干部姚耀、任兴福一直在政治上保护我,当时的青年教师于友先、鲁德才后来一直在事业上关心我……

廉颇虽老尚能饭。无论有多大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不懈努力下去,把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传播开来。这不仅是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也是对那些善良老人们的承诺。我们深信,如果读者能够看到、听到这些历史记忆,也会像我们一样,成为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的亲密朋友,去思索和解读口述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和人生密码。

这时,我又接到天津人民出版社赵艺编审的手机短信,是《江城子·贺新春》:“无边苦海何日尽,抬望眼,春天里。”她具体负责国家出版基金的申请工作,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善良而细心。记得有一首歌曲唱道“朋友多了路好走”,让包括日本在内所有的朋友们携起手来,抬望眼,战胜雾霾,走进春天,拥抱阳光,实现梦想。

2016年2月8日,丙申年春节凌晨

(按:本文系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十辑)》后记。齐红深,1945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辽宁省教育厅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兼任辽宁教育史志学会会长、中国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会长等,三十余年来走访了两万多名日本侵华殖民教育亲历者,著有《东北地方教育史》《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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