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红色培训首页 > 汕尾红色教育培训 > 资讯 > 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

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

-

08:58

分享
来源:作者:

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

朱佳木

陈云的民生思想,是与他的党风建设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云既做过党的工作,也做过经济工作,对党风建设和民生问题都有过长期而深入的思考,阐述过大量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党风建设思想和民生思想。他的民生思想既是他经济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党风建设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鲜明体现。陈云的党风建设思想十分丰富,而其中围绕的一个主要问题或核心问题,就是党如何做到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要深刻理解他的民生思想,弄懂其中的真谛,需要同他的党风建设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和研究。  

一、从搞好执政党党风的角度看待民生问题  

陈云的执政党党风建设思想博大精深,但其中围绕的一个主要问题或核心问题,我认为是党在执政后如何做到像执政前那样,依然密切联系群众,依然紧紧依靠群众,依然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讲过:“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民生问题主要是指关系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党无论领导革命还是建设,当然都是从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如果不考虑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即忽略民生问题,革命和建设也是搞不好的。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延安时期他又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陈云十分赞成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他在延安党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来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不难看出,毛泽东和陈云所讲的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小问题,讲的统统是人民当前和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即民生问题。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总是强调民生的重要性,始终要求把民生问题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固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更深层的考虑,还在于党执政后如何做到像执政前那样,继续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1956年,陈云兼任商业部长,提出做好商业工作一定要加强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他说:“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1957年,他在13个省、市蔬菜会议上又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只注意工业建设,不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工人就可能闹事,回过头来还得解决。”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政策出现“左”的偏差,甚至把自留地、家庭养猪都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割掉,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1961年,陈云通过在家乡青浦的调查,提出我国的集体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再增加一点自留地比重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说:“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人民营养不良,陈云虽然已不处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位置上,但仍然积极献计献策,想方设法解决困难。1962年2月西楼会议后重新设立了中央财经小组,他在会上讲话,建议动用一些钢材制造机帆船出海捕鱼,压缩一部分生猪出口,以便使大中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增加半斤鱼半斤肉。他说:“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他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的国策。”他还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我国工业化建设是在经济尤其是农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起步的,带有很大的突击性,因此农业生产特别是商品粮供应,长期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要说民生,这是最大的民生。对此,陈云始终高度关注,提出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库存锐减,许多地方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他顶着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风险,向中央提出从西方国家紧急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为了尽快摆脱粮食供应的被动局面,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他又顶着风险,直接向毛泽东进言,提出在部分困难地区暂时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今天所说的集体经济下的土地承包——笔者注)的主张,果然受到了刮所谓“单干风”的批判。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那时他尽管只有普通中央委员的虚职,但面对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农民还吃不饱的情况,仍直率建议,今后三五年每年进口两千万吨粮食。他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后来,他又在一次会议上进一步解释说:“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陆续实行了包产到户、土地承包的政策,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大规模进口粮食和化肥,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粮食连续4年增产。但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加上农村和农业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误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过关,提出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政府不必再管的主张,结果出现上下都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反复提醒大家绝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生产,并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他的话声刚落,当年粮食就发生减产,而且连减4年,直到1989年秋收才恢复到1984的水平。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一系列生活必需品价格跟着上涨。这件事和后来搞的“物价改革闯关”一起,共同构成了“八九”政治风波前通货膨胀的诱因。事实深刻说明,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必将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定。  

二、从搞好执政党党风的角度处理基本建设与民生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建设,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建设(也即基础建设),不可能马上解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问题,但它关系到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如果不搞,人民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然而,凡事皆有度,如果基建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势必损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影响民生。因此,陈云一向主张,基本建设和民生问题要兼顾,兼顾还是没兼顾的衡量标准:第一,看对民生必需品的生产是否安排在基建之前了;第二,看基建规模的大小是否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了。1957年,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文章指出:“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本建设,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关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我之所以说应该保证它们对原材料最低限度的需要,是因为今年的生产指标不可能在去年已经很高的基数上再增加多少。”对于制定“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他提出:“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要从有吃有穿出发”。他说:“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  

对于陈云的上述主张,毛泽东在经过“大跃进”的曲折后,表示了十分赞赏的态度。他在1959年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的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1962年,中央针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决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并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陈云提出,为了照顾民生,要对年度计划做相当大的调整,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对此,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支持,还当场口占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1979年,党中央同意陈云关于用两三年时间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由于调整初期党内认识不统一,行动不得力,致使1979、1980两年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压下来,相反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导致货币大幅增发,物价大幅上涨。陈云在1980年12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他关于“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著名论断,就是在那次讲话中提出的。在讲话中他还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他这里所说的“左”,主要就是指经济建设上要求过高、过急,因而忽视了民生。他后来曾说过,他那段时间的很大精力用在了“砍项目”上。  

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过急,陈云也是不赞成的,认为这样会影响基本建设的投入,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从长远看同样不利于民生。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提倡高消费、滥发奖金和随意提高福利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和企业折旧、技术改造资金的提留。针对这种偏向,他用形象地语言指出:“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1988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他不同意提“人民生活现代化”的口号,他说:“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对于他的这个思想,很多人不理解。然而,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追根溯源,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三、从搞好执政党党风的角度处理经济改革与民生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与民生,虽然在本质和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其中也有矛盾的一面。改革的一个目的是使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物价等等经济手段更加符合经济规律,这当然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但金融、物价改革牵涉到千家万户,对低收入群众生活的影响尤其大,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害到群众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因此,陈云历来主张,改革绝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 

 为消除旧中国通货膨胀造成的后遗症,新中国一成立就考虑进行货币改革,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根据陈云指示着手发行新币的技术准备。当时正值全面学习苏联,陈云对苏联经验一向非常重视,但他认为苏联1947年搞的货币改革,在新币换旧币的办法上,按照不同阶级、不同所有制,区别现款和存款,采取不同兑换比率,还规定几天时间换完,过期旧币作废,“这个办法损害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利益”。因此,“我们没有学他们,而是不分阶级,工农一个比价,都是一万比一;不限时间,允许新币、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流通,收旧发新,直到将旧币全部收回。”为了做到慎之又慎,我国直到1955年3月才宣布货币改革。由于改革办法合情合理,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拥护,不仅物价没有波动,而且进展十分顺利,仅用3个月时间就在市场上完全收回了旧币。财政金融工作中的这一成功范例有力说明,改革只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设想周到,准备充分,照样可以不妨碍民生,不损害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切身利益。  

1982年,国务院鉴于棉花提价而棉布价格一直未动,使纺织企业亏损越来越严重,制定了纺织品价格调整方案,送给陈云征求意见,并派负责同志向他当面汇报。当了解到这个方案中既提高棉布价格,也降低化纤价格,因此纺织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后,他明确表示同意。1984年,国务院就价格改革提出整体设想,并再次征询他的意见。他指出: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可见,陈云并不是不赞成价格改革,只是不赞成因为改革而破坏物价水平总体稳定、降低人民生活、引发社会动荡的那种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陈云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但他同时指出:“在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比如,“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房租很低,只能作修理费,甚至抵不了修理费。国家补贴一年共有二百多亿元。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 1981年,他审阅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建议把其中讲“物价与价值要一致”的话删去。他说:“这个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比如,进口粮食是要贴钱的,即使按照粮食进口价卖,我们还要贴钱。然而,粮食赔了钱,市场稳定了,市民有肉吃,有菜吃,使我们有时间搞体制改革;另外,经济作物发展了。钱从那里赔了,又从这里拿回来。”“如果粮食不补贴,市场就要大波动。”他还说:西德的资本家对煤炭有补贴,在这里补,从别的地方收回来。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他也会赞成保持一种合理补贴的社会主义,即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  

1988年,党中央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总体思路是在5年时间里,每年价格上涨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顺价格关系。陈云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对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说:“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的问号。”“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面很大······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每年物价上涨10%,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然而,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听不进去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方案基本内容在报上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居民恐慌,出现全国性抢购和提款风潮,物价指数猛涨百分之二十多,迫使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进行解释,表示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但这一切都晚了,事情已经闹大,一定程度上成为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的起因之一。“八九”风波过后,陈云同刚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谈话,再次指出:“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现在,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价格补贴在逐步减少,但无论消费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很多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物价和弱势产业的扶持措施仍然是包含补贴的,有的补贴还在增加。比如,粮食售价和居民的义务教育费、医疗统筹费、水电费、煤气费、取暖费、公交费、地铁票、火车票等等,都有财政暗补。近些年,为了鼓励农民种粮,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养老事业,政府还陆续出台了种粮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环保产业和产品补贴,以及发放养老金、推广中小学生营养午餐等等财政补贴。这说明,陈云关于价格改革要照顾民生、财政补贴不可能根本取消的思想,已为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们所接受,成为考虑改革的一大出发点。我们无疑应当继续进行价格改革,减少各种不合理的补贴,使价格尽可能反映价值。但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也要想到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和弱势产业的发展,权衡经济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这同样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一条客观规律,违反了同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前些年,群众普遍反映住房贵、看病贵、上学贵,就很值得我们反思住房、医疗、教育改革中的教训。  

四、从搞好执政党党风的角度关心民生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陈云由于年龄原因,除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纪委第一书记外,不再负责其他日常工作。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无论大事小事,只要发现或想到,随时给在第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函作批示打招呼。例如,当他了解到中年知识分子工资收入低、工作负担重的情况后,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中年知识分子是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把钱用在他们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当他在报上看到儿童看戏难的反映,便给中央书记处领导写条子,建议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向儿童开放内部礼堂,并且由中央办公厅带头开放怀仁堂。当他想到前些年一些大城市发生冬储菜冻烂问题时,立即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说“北京、天津烂菜问题是一个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烂与不烂’,只有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当家菜类”,要赶在寒流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他还让秘书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段君毅同志打电话,提醒他们想办法让市民尽可能多买一些,不要让菜烂在街上。事后,他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贮藏有困难,但春节后吃不到便宜的大白菜又有意见。这件事要由北京市委拟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才好。” 根据他的批示,北京市计划减少郊区大白菜的种植,改在河北邻县多定购,并写出书面报告。对此,他又批示:“这一条必须由市委和河北省商量好。”当他从报上看到大龄未婚青年多和师范院校招生难的情况,又给中央书记处领导写信,建议中央指定一个部门抓一下大龄未婚青年尤其是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并让秘书转告中央有关领导,要想办法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使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像这类事,在陈云晚年是家常便饭。我理解,这是他崇高党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在向处于第一线的领导同志有意识地传帮带,以便使他们也能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从端正执政党党风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民生问题。由于他经常过问这些其他领导同志不大过问的事,香港一家杂志把他称为“不管部长”。他听后很感兴趣,要秘书把杂志拿给他看。还有一位同志转来一封署名“北京一市民”的信,称陈云同志为“标准共产党员”。他听后哈哈大笑,并把这六个字端端正正地记在便笺上。他一向不喜欢听赞扬的话,唯独这一次,不仅接受了这个赞扬,而且显得十分高兴。  

总之,在陈云看来,民生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执政党的党风问题;重视还是不重视民生问题,对执政党既是一个是否善于做经济工作的检验,又是一个是否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时时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检验。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陈云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并着重指出:“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陈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又指出:“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这些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是把民生问题和执政党党风问题联系在一起看的。我们要把学习、研究陈云的民生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切实从端正执政党党风的高度看待民生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从而使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在民生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得到不断巩固;使党的执政地位,在为人民谋福祉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强。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cache
Processed in 0.007254 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