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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井冈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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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艰辛历程,有一个地方显得格外重要。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受挫后剩下的1500多人,来到文家市。

从湖南东部的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到江西井冈山,从百度地图上看,有367公里,不过4、5个小时车程。90多年前,毛泽东却在这条路上走了近40天。

到文家市那天夜里,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里气氛紧张。在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之间,为了部队向哪里走,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不同意,因为打长沙刚刚失败,那是条死路。可是具体究竟应该往哪里走?毛泽东也不知道。但他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中国革命要上山,要到农村去。

与毛泽东这个书生谈军事,余洒度还是颇有底气的。他是个职业军人,黄埔军校出身,曾在北伐中跟随叶挺独立团一直打到武昌。而且余洒度的理由也很充分,夺取长沙这座城市,是当时中央的明确指令。俄国革命也是走的这样的路子。

没有办法,毛泽东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余洒度还不死心,问:“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

天色将明时,毛泽东说服了大部分人。余洒度也不说话了,但他心里并不服气。几天后,他断然离开了队伍,专门跑到上海,向中央告了毛泽东一状。

其实毛泽东和余洒度发生争论当天,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就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指令。这个指令不顾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利的现实,仍然强调“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

不过,这封信还没有转到毛泽东手上,他就带着队伍从文家市出发了。这支衣衫褴褛,由农民、旧式军人和工友临时组成的队伍,看到要离开家乡,又不知道最后在哪里落脚,士气开始低落,很多人开了小差。

9月26日,部队来到江西莲花县城。秋收起义前,18岁的文书宋任穷奉命找江西省委请示工作,这时候回来了,又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一封信。宋任穷曾回忆:这封信说,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个消息让毛泽东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9月29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

在三湾,毛泽东和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实行自愿原则和官兵平等,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将支部建在连上,取消了余洒度的指挥权。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三湾村短暂停留期间,宁冈县委和井冈山下农民武装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来接头了。毛泽东确认了宋任穷带来的消息,并向陈慕平提出同袁文才合作的想法。

可是,当时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心存疑虑,怕被“吃掉”,不敢贸然答应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一带落脚。有人向毛泽东建议,他们不过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只要一包围,把他们缴械就行了。

毛泽东可不这么看,他说,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这是个政策问题;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可是,当10月6日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见袁文才时,谨慎的袁文才为应付突然事变,已在林家祠堂预先作了埋伏。谁知毛泽东不但送上100条枪的“见面礼”,还热情地说他们“劫富济贫”是革命的。袁文才喜出望外,当即回赠600块银元,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通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10月27日,毛泽东的队伍终于在茅坪驻扎下来。

而此时的党中央还不知道毛泽东的行踪,他们的眼光牢牢地盯着大城市,计划着在广州继续搞武装起义。

关于武装割据和根据地的关系,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曾有个生动的比喻,他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一样。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老是走着、站着,当然不会持久。不过,要真正在井冈山坐稳屁股,却并非易事。为此,毛泽东果断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果断处决发生动摇、企图叛变的第一团团长陈浩,明确提出革命军队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第二把火是将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并派代表进驻二团。第三把火是在军事上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剿”,并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这三把火,就使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建立起来了。

正当毛泽东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等来了一个“处分”。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19岁的周鲁上了井冈山,他指责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他还带来了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决定。

丢掉了党籍的毛泽东,自然也不再是前委书记了,他只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去当了师长,平生第一次挎起了一把手枪。

就在这时,他听说湘南暴动的朱德所部失败后正向井冈山靠拢,马上派何长工下山去打探。也正是在这时,人们在偶然得到的中央文件上,看到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的处分不是开除党籍,而是“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澄清了,毛泽东又恢复了前委书记的职务。

何长工下山后,一路打探到了韶关,在洗澡时偶然听到别人的谈话,才知道了朱德的下落。说话的人是范石生所部第16军的军官。何长工听他们说:“王楷的队伍到黎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何长工一听,高兴坏了,马上去见朱德。朱德见到何长工,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其实,早在1927年11月,朱德就派他手下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到井冈山一带找过他们。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在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会师,从此开始了朱德、毛泽东长期密切合作的革命生涯。两部随即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红四军。不久,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队伍也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上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高兴的不只是全军官兵,还有第一次分到了土地的农民。

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据杨至成回忆:井冈山会师后,前委决定由28团分一些子弹补给31团,有不少战士把子弹藏在自己的包袱里,不愿意拿出来。有人在打土豪时,见到合用的小东西就拿;搜俘虏腰包;也有的战士希望到城市里去,不愿在乡村。

为把农民武装和旧军队改造成新式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还和朱德在实践中共同总结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诀,并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时候,毛泽东连续接到两封湖南省委的来信,一再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并“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到底要向哪里发展?井冈山能不能呆得住?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连串的问题,又使红四军陷入了迷茫。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油灯下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详细申诉了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井冈山的斗争》,这个报告和此前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讲的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充满自信地说:只要“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收到《井冈山的斗争》这个报告,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苦心。他还向贺龙介绍了井冈山经验,明确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占领什么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域”。

争论暂时平息了,可是井冈山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里经济困难、地域狭窄,在国民党五路进攻的威胁下,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

1929年1月14日,是农历腊月初四。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他们走一路,打一路,连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也在一次战斗中被俘牺牲。经过苦战,红军渐渐站住脚,开始在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范围内继续实行武装割据。

刚刚喘口气的毛泽东,在1929年4月间,又接到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指示信,要毛泽东和朱德“脱离部队速来中央”,提出红四军应该分散行动。毛泽东很不理解,在复信中坚持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

同中央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红四军内部又起波澜。有人指责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并根据中央来信提出就地将红四军化整为零搞土地革命。一时争得不可开交。6月8日,毛泽东被迫辞职。这时,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他离开前委。6月14日毛泽东在回信中亮出自己的观点:“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可是争论仍未平息。6月22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来公开讨论,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令毛泽东意外的是,在选举前委书记的时候,他落选了。红四军七大还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上了疟疾。在农历重阳节的前一天,他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上杭,住进了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第二天,毛泽东看到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触景生情,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这首词在1962年发表时,已时过境迁,毛泽东将“但看黄花不用伤”改成了“战地黄花分外香”。

峰回路转,伤感中的毛泽东,接到了陈毅从上海带回来的中央政治局九月来信。这封信批评了红四军以“极端民主化”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收到这封信,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12月中旬,他一口气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九大起草了八个决议案。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他又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决议》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起草的这篇历史文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一篇奠基之作,影响深远。

会议结束了,1930年新年也到了,这时离毛泽东下井冈山恰好刚满一年。在大家欢欢喜喜忙着过新年的时候,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这封信又提出在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该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充满了悲观情绪。写信人是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

怎样回答这封信呢?1930年1月5日晚上,毛泽东接续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的思考,写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回信。他在信中说,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井冈山的道路、共产党人的梦想和中国革命的未来,被毛泽东描述得如诗如歌。

有意思的是,两年多以后的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发布启事,向各界知名人士提出两个问题并征集答案,一个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另一个是“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这个有关梦想的问答,一石激起千层浪。邹韬奋说,他的梦想“是个共老共享的平等社会”;朱自清说,他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有人比较乐观,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人比较悲观地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只感到冷,觉得饿,只听见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他做噩梦……

纷纷攘攘,莫衷一是。

也许当时的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就在距离上海不到1000公里的江西瑞金,由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手缔造的中国梦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在一年前就已呱呱坠地。这是一个崭新的“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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