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

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

金冲及

1946年的中原突围之战，是全国解放战争史中的转折点。这以前和以后的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殷切期待并力争实现的和平建国已不可能，全面内战开始。

为什么它会成为全面内战的开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和平的期望为什么终于无法实现？中原解放区在全局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为什么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集中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块解放区来？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对如何突出重围怎样作出决策和部署？中原部队在突围中遭受不少损失，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得失？

70多年过去了，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公布，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

一、全面内战是怎样开始的

为什么说中原突围之战是全面内战的开始？

人们可能提出疑问：往前看，在这以前的十个多月里，国民党不是一再向解放军已收复或包围的原沦陷区发动军事进攻，解放军被迫自卫，战火不是几乎没有停止过吗？有时还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为什么要把中原突围之战称为全面内战的开始？

往后看，在中原突围后的近半年内，国共和谈仍在继续。周恩来在1946年9月30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且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11月11日，他又在三人会议非正式会上郑重声明：“明天‘国大’要召开了，开了便是政治分裂。在政治分裂的情形下，如何能有一个军事上的和平！”《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54、686—687页。那么，又为什么不把攻占华北解放区政治中心张家口或者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称为全面内战的起点？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局部状况，而要从当时全局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对和战态度演变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抗日战争胜利如此快地到来，超出人们的普遍预计，周围的情况又在不断变化，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明确的，那就是力争实现全国性的和平建设。这不是简单的宣传口号，因为它是人民的普遍愿望。抗日战争打了那么多年，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人都兴奋地说“天亮了”，期待的是从事和平建设。国内如果再大打起来，怎么得了？这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的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7、248—249页。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8月28日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为和平而奋斗》，中国灯塔出版社，1946年，第6页。双方进行了43天的谈判，签订了有利于进行和平建设的“双十协定”。12月27日，中共代表又提出：“双方应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21页。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随即在第二年（1946年）1月10日共同商定并由双方分别颁发命令停止国内军事冲突。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出很大诚意，承诺并开始从抗战期间在南方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区敌后建立的根据地陆续撤出，向北转移。中共中央已初步商定参加国民政府的成员名单。当时在解放区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回忆：“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 李一氓：《模糊的屏幕》，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4页。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已开始。2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所发的指示中写道：“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从长期血的教训中也清醒地懂得：蒋介石向来什么手段都会用，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可以翻脸变为凶残的刽子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此流的鲜血实在太多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3—1124页。如果失去警惕和戒备，不做好必要时的应对准备，把手里的武器统统放下，或者一味退让，当他狠下毒手时，只能坐以待毙。历史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其实，还在抗战胜利将要到来时，蒋介石就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1943年8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出自此处。如后文中在正文已指明日记的日期，则不再加注。1945年5月22日，也就是国民党六大闭幕的第二天，他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说：“共产党执迷不悟，别有用心，蓄意要破坏统一，背叛国家。他们以为如果不乘此时机激荡消灭本党和我们革命的武力，就不能达到其夺取政权、赤化中国的阴谋。”“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军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38页。蒋介石一直特别看重武力，抗日战争后期已得到一大批美械用来装备其嫡系部队，胜利受降后又将得到100多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是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向高级将领们讲这样一番话，无疑是在重要历史时刻向他们预做作战动员。

形势发展比蒋介石估计得还要快。他在敌占区、特别是华北沦陷区，实在没有多少力量，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日益扩大，这使他焦虑不安。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令各部队对共匪不得不特别加以警觉心，并应增强敌忾心，不能视剿匪为内战也。”他把抗战胜利后武力消灭共产党认为是“剿匪”而不是“内战”。7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倭如在三个月内投降，则我华北军事之布置上筹备应急进，勿再迟延。”

他写下这段日记后不到一个月，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过去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在“华北军事之布置”根本谈不上准备好，只能先依靠原沦陷区的伪军来对付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10日晚得敌降消息以后，立发伪军维持地方赎罪自效之电令与广播，此为安定沦陷区惟一之要素，亦即打击共匪、消弭内乱最大之关键也。”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31日“上月反省录”）。刚听到敌降消息，就给伪军“立发”电令，要他们“打击共匪”“维持地方”，以此为“最大之关键”。他的急迫心情已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拿湖北来说，蒋介石就命伪武汉绥靖主任叶蓬防守武汉，不准新四军进入市区。

接着，他更直接依靠即将正式投降的驻华日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8月23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回。” 新华社编：《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解放社，1949年，第4、5页。所谓“非法武装组织”和“股匪”，自然主要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他看来，这是原沦陷区此刻特别急迫而重要的事。

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的第二天，“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6年反人民内战期间所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册》，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伪称要求和平、实则决心内战的又一实证”《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第5、6页。。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最后一夜，住在蒋介石寓所林园。蒋在第二天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而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1日）。这种情况下的谈判自然不可能有实质的效果。

既然如此，为什么蒋介石还要再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什么没有在抗战一结束立刻发动对中共的全面战争？为什么在各地发生的武装冲突还是局部性的？除号称依据有关条约从苏联红军手中“恢复主权”的东北以外，为什么蒋介石使用的大体是地方派系的军队而不是其嫡系部队？为什么在第二年初还要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签订双方的停战协定？

其实，这些都是一时的表面文章。蒋介石虽然早已下定在战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甚至在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军政部长陈诚向蒋介石上书密陈：“今日之情势，惟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求统一。”“国家之统一，自有史以来，从无不用武力。”蒋介石在三天后就批示：“所陈各点，皆获我心。”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633、634页。但关键问题在于他还没有准备好。有几个因素使他对全面内战难以立刻付诸行动。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者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来，侵占了中国大片富饶地区，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最重要都市，也控制了关内主要铁路交通线，驻扎在关内的日本侵略军有130多万人。抗战胜利后，摆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面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是这方面极为繁重的受降和接收工作，把它重新置于国民党当局控制之下。蒋介石在1945年9月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本月初开始接收沦陷各都市与地方”，“陆、海、空交通建设计划与目前之处置”，“还都方针与时期之研究”，“接受日本投降典礼等”。拿关内的中原地区来说，蒋介石在准备受降时，就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召到重庆，“指示刘峙迅速率部向郑、汴挺进，消灭河南地区平汉、陇海铁路两侧的中共军队，确保交通线的安全” 赵子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所作所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这些事如果没有做，原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如果还没有处于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下，尽管受降过程中已发生多次国共局部武力冲突，但还不能立刻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对此也看得很清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10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现在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接收大城要道力量分散，决难压倒人民。”第二天又在电报中说：“目前解放区的战争，基本上已成为交通要道的战争，深入解放区据点不多。” 《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7、109页。这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作准备。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多退居中国西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领下包围着西北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在缅甸北部作战，这些军队距离沦陷区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很远。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70页。1944年，日军企图挽救覆灭的命运，实行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向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又给了国民党军队很大打击。要把这些国民党军队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只有依靠美国的空军和军舰运送。由他们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共40万到50万人。当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中国战区史料》第2卷，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源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4页。那自然也需要时间。

第三，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般采取支持态度，但不赞成中国立刻发生全面内战。12月15日，杜鲁门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希望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及其他特有武装部队，停止冲突。由各主要政治分子代表共同参加之全国性会议，促成统一。”“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如其基础扩大，容纳其他政治分子，必能促进中国之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一党训政，似需修改。”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436页。蒋介石18日发表谈话，赞同杜鲁门声明。21日，美国总统特使、享有很高声誉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到达中国，进行调处工作。蒋介石同他进行多次谈话。他在日记的该月反省录上写道：“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宣布以后，三国外长会议亦对中国内争发表宣言，此乃国际干涉我内政之起点，亦为俄国制造中国问题之张本。履霜见冰，能不自强乎！”可见他对美国总统的声明和三国外长会议的宣言是有不满的，但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以上这些因素，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自称的“忍”的态度的原因所在，也是国共全面战争一时没有立刻爆发以及政治协商会得以召开、停战协定得以签订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对政治协商会议也好，对停战协定也好，从来没有看得很重，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拿停战协定来说。他在1946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正午约马歇尔来谈。其所提停止冲突方案内容，初观之范围太广，对我拘束太严，甚为不利。后经其解释，再细究其用意，一则对东北国军行动不受其约束，二则共军须受执行部之调动，是于我最为有利也。”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这些随时都可以弃若敝屣。他的基本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政治协商会议还在进行和刚结束时，国民党特务就奉命先后制造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制造事端，破坏支持政协会议的集会会场。

在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的这种态度更暴露无遗。会上大吵大闹，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共产党的过分“让步”。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在全会开始时的日记中写道：“对中共与政治问题虽忧戚倍至，结论惟有前进方是生路，不能稍有消极之意念也。” 蒋介石日记（1946年3月2日“上星期反省录”）。全会通过很多决议，强调“五权宪法”决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五五宪草”的任何修改都应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这就以国民党中央全会这种方式一举推翻政协已达成的协议。周恩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46页。这个声明，事实上向大众公开挑明了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使人们意识到重大的变动将要到来。

毛泽东对事情看得十分透彻。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一来就又记得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6年3月15日）。这就是告诉党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此前他的种种表演，不过是因为条件一时尚未成熟，需要待机而动，全党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必要时应变的准备。

这是一个及时发出的重要信号。

那时有过“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说法，为什么还没有被称为“全面内战”？东北当时有一定特殊性：抗战胜利时东北由苏联红军受降，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的条约规定要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们打着“接收主权”的旗号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也不受停战协定限制。所说的“关外大打”，主要发生在国民党军从接收沈阳到进占长春这段时间内，特别是41天的四平街之战，震动全国，以后转入一段基本停战状态。在关内，国共和谈一直在进行，还有停战协定，人们对和平仍抱有希望；虽曾有上党、邯郸、平绥路西段、胶济路中段等战役，终究还是局部的，国民党方面出动的军队主要是原晋绥军和原西北军等地方部队，不是它的嫡系主力。局势起起伏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还不能说已进入全面内战。

进入1946年5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一个月，国内外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一直等待的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已经到了。

第一，5月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就是说，他必须首先完成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已经大体就绪，原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基本上处在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之下。这是他们发动全面内战的重要前提。

第二，军事上，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撤走时接收沈阳后，便沿北宁铁路北上，进攻四平街。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激战，由美国帮助运去的全部美械配备的新1军、新6军、71军等精锐主力10个师在5月18日攻占战略要地四平街。这是东北军事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十分兴奋，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我军克四平街后，共军主力溃散，故其态度又为之一变。”23日，他从南京飞往沈阳督战。当天，解放军主动撤出长春，转移到松花江以北。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次长春收复之速，实出意外，非上帝默佑，何能有此奇迹也。”这就使他更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为四平街战役的结果表明不难在短时间内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

他还在5月25日写信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他转告马歇尔不必过虑。信中说：“接辞修（即陈诚——引者注）电，藉悉马特使对我军占领长春不甚同意。此乃其对和平之一贯政策。中（蒋介石名中正，这是蒋介石的自称，下同——引者注）之所以来东北者，亦以此故。但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象者完全不同，将来当与其面晤时详述。照目前情势，我军进入长春，实于和平统一，只有效益，而毫无阻碍，请其放心。”“此乃中确有把握之事，万勿有所疑虑。而且中自信此为和平统一惟一之道路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重之处置，请勿过虑为盼。”《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5），（台北）“国史馆”，2012年，第585、586、587页。

读了这封信，对蒋介石为什么在写信的下一个月（1946年6月）会把国共之间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内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第三，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尽管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也有不满，要求他们有所改进，对中国在此时发生全面内战也有所顾忌，自己不会出兵参与，但蒋介石一旦决心发动全面内战，他们只会越来越加以偏袒，而且给予更多的实际支援。

这种偏袒表现得日益明显。5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8页。30日，周恩来更向马歇尔致备忘录说：“执行部与某些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7页。这些，蒋介石自然也看得很清楚。

更严重的事情是，5月16日，美国以太平洋战争中“剩余物资”的名义将大量军用物资以低价售给国民党政府。台北出版物记载：“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屿剩余物资售与中国（计一千五百万美元）。”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第519页。周恩来6月3日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在太平洋上有这样的军事部署，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并不等待中国的民主化。事实是抗战已经胜利了，而美国仍以租借法案来帮助国民党，这已不再是为了打日本。此外又积极运兵，过去运到了华北，现在又运到东北。”“现在东北的物资，够打仗用的大约有三个月的储存，这是靠美国海军运去东北的。这次飞机出动得很多，而且炸弹的效力很大。这些飞机无疑问地是按租借法案运来的，汽油也是运来的。”“这些事实使我在这两个月来渐渐走入了困惑”，“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停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86、387页。不久后，美国政府又向参众两院提出《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的法案》。毛泽东为此发表声明，提出抗议。确实，美国参加的国共和谈快要走到尽头了。

拿集中在1946年5月间发生的这三项重要变动（当然这些变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同前面所说蒋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一时还难以立刻发动全面内战的三个因素对比一下，不难看到：蒋介石选择1946年6月把局部内战发展成全面内战，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周恩来在5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敏锐地指出：“国民党积极备战，且已表面化，在舆论方面已感到极度火药气。”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52页。他的预感很快就转化为现实。

近期内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在国民党高层也迅速明朗。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6月12日日记中写道：“请蒋先生斟酌力量，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如此愈拖，我政府经济政治就愈日消弱。此时由局部证明的决裂，世人皆能谅我矣。只是整个力量究否胜任，惟有委员长知之详切也。”6月17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出席国府纪念周，蒋先生报告中共行为及其企图与政府所拟处理方针（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云云）。” 《徐永昌日记》第8册，手稿影印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87、289页。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已确定下来了。

既然国共全面内战在1946年6月已经开始，为什么国共谈判还在继续？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要提出如果国民党当局向张家口进攻或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就是“宣告全面破裂”？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全面内战由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这已成事实。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普遍渴望和平建设，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仍力求停止内战，做到仁至义尽。继续谈判也好，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也好，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并不是要到这以后，才发生全面内战。

即使在全面内战危机已迫在眼前时，毛泽东还在6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方各重要将领电：“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必须奋起应战，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全面内战，而是为了“争取和平前途”。7月5日，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中原部队已经突围，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我军主力现作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7、322页。但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决心已定，战争的“大打”并不是到这以后才开始，而是不得不应战，它的结果却完全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预期相反，这是人们料想不到的。

二、中原解放区的形成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集中20多万兵力“围剿”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紧接着，在7月间集中50多万兵力向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淮南、鲁南、胶济铁路等地发动进攻，又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六个旅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一个军，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同蒲铁路南段，消灭晋南解放军；还在其他地区发动进攻。烽火满地，狼烟四起，一场共产党和民众竭力阻止的全面内战最终还是呈现在人们面前。

为什么蒋介石要选择围攻中原解放区作为他发动全面内战的起点呢？

当时，长江以南的解放军主力基本上已遵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从原有根据地北撤。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作出的重大让步。而在长江以北，离江较近、被国民党看作“眼中钉”而急于消灭的主要是中原和苏中两块解放区。

这两大解放区的处境又有所不同。中原解放区地处鄂东北和豫东南，南临武汉和长江，平汉铁路自北向南从这里通过，可以威胁武汉，又是国民党军队沿平汉铁路北上进攻华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当局想大举北上，发动全面内战，肯定要首先扫清这个“障碍”。1947年11月，陈毅在淮阳汲冢地区会见中原突围部分干部时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很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 《中原突围》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要从围攻中原解放区下手。

中原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还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解放军经过抗日战争，已经“形成了六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六大解放区” 李先念：《关于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原突围》第3辑，第7页。。其他五个解放区都相互连接，解放军可以彼此接应，进退自如，只有中原解放区孤悬在南，处于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之中，不能和其他解放区相通。这也是国民党当局选择从这里首先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以第五、六战区（不久后改组为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辕）率领7个多军包围中原解放区。到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6月，军队已增加到12个军（整编师）、26个师（整编旅）、8个纵队（地方部队），达30万人之多，并且筑成密集的堡垒群，严密地包围并封锁中原解放区。

中原解放区的部队由三部分组成：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的嵩岳军区（又称河南军区）部队。

这三支原来并不在一起的部队在抗战胜利以后怎么会汇合到一起，组成一支有着更强战斗力的队伍呢？

新四军第5师是长期活动在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原解放区部队主力的主力。“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作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作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 《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5页。

1939年1月初，李先念从延安到达河南省确山县担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1月17日，“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 王震：《李先念与中原突围》，《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页。。曾任第5师副政委的任质斌回忆道：“由于这个地区刚沦陷不久，国民党的军政组织已经瓦解，日伪统治尚未真正扎根。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深入敌后的武装组织，只要有比较坚强的领导，即使为数不多，也能打开局面，站住脚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事实证明，李先念同志率领南下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和以后扩编而成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日伪军精心密织的蜘蛛网中纵横驰骋、拼搏奋战逐步发展起来的。” 任质斌：《雄才大略，创业中原》，《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第158页。

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5师已经发展成具有5万人的主力部队，解放区还有30万民兵。中共中央决定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以徐向前为书记。因徐向前患病，又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代理书记职务。9月28日，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夺取桐柏山地区”的计划：“我如打开这一局面，阵地即可大开展，河南、河北之根据地也可连贯起来。因此，从战略上考虑，对华北、华东之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可起很大牵制作用。” 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08页。该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军区的其他负责人曾多次同国民党的代表交涉，按照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精神，把中原军区的部队转移到皖东地区。但国民党不仅拒不执行双十协定，反而调集30万大军围困我中原部队，妄图再发动一次‘皖南事变’，把孤悬在中原地区的人民武装歼灭” 任质斌：《雄才大略，创业中原》，《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第162页。。

这时，王震、王首道所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以及王定烈等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8团，在10月间先后开到唐河、枣阳、桐柏交界地区，同新四军第5师会师。这是中原解放区的一件大事。

八路军359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老部队，战斗力很强，在陕甘宁边区创造过驰名中外的南泥湾垦区。1944年日军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三省大溃退，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决定从359旅抽出5000人组成南下支队，从11月10日起，向这个地区发动艰苦卓绝的敌后大进军，行程2000多里，直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进入粤北。就在这时，日本投降，国内时局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9日，王震、王首道向中央发电请示：“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二十天行程可达湘鄂边。”中共中央立刻复电：“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22、423页。南下支队随即回师北上，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冲破国民党军层层阻击，经过一场又一场激烈战斗，在当地民众支持下，9月20日从鄂南咸宁越过粤汉铁路。26日下午至27日上午，全军渡过长江天险。

10月3日，他们同新四军第5师在黄安县荃湾会合。部队番号恢复原名359旅，编入中原军区序列。中共中央在同一天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同意王、王暂时主持鄂东区党委工作。二王部队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望你们注意补充他们，这对你们将来作战是有作用的。” 《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109页。

王树声、戴季英都是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的老红军。王树声还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进攻时，国民党军队最早溃败的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统率的4个集团军40万人，河南大部分地区，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38座城市在38天内沦于敌手。中共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等组成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以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为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省委后改为区党委），刘子久为军区副政治委员，率领八路军太行、太岳派出的4个团，编为4个支队（支队司令员分别为皮定钧、韩钧、陈先瑞、张才千），挺进已成为敌后的豫西，以嵩山为依托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个行动，和组建359旅南下支队同属一个战略考虑。他们到豫西后迅速打开局面，设立4个军分区和地委，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以后又有发展。日本投降时已在敌后建立有20多个县政权、300万人口、2万多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这和拥有重兵的国民党汤恩伯部的大溃退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以受降为名，调动6个多军分别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沿平汉铁路北上。孤悬豫西的河南军区部队处境不利。9月8日，王树声、刘子久致电中共中央：“顽、敌现以各种力量（土顽、杂牌军及蒋之主力）积极向我周围压缩。”“我们现正在迅速集结主力与干部，准备向郑、李方向机动”。“向东向西均困难极多，且有被消灭之危险。” 《王树声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1页。22日，郑位三、李先念等也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等严重局势到来，实现同河南军区、359旅南下支队会合。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王树声等立刻率部1.5万多人南下，于10月24日在唐河祁仪同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会师。

这时，中共中央已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的转移是北上，为什么河南军区部队的转移方向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原因在于，它北面的陇海铁路从潼关至郑州一线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铁路运兵又十分便捷，解放军大部队难以强力越过。何况在这条铁路线以北相平行的是黄河天险，不易飞渡。直接北上，风险很大，很难实现。南下前往中原解放区，距离近，途中此时又没有严重的敌情，要便捷得多。第5师部队又可以北进接应，会合后，彼此力量都会得到很大增强，还对国民党军队沿平汉铁路大举北上起着重要牵制作用。这些都是重要而有利的。

这两支分别北上和南下的主力部队都在10月间到中原解放区和新四军第5师会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我河南及鄂豫部队、王震、王首道部队，担负着全国性的战略任务。你们目前的坚决行动，打击与歼灭顽军，开展七八个整县的鄂豫边根据地，严重的威胁顽军后方，将给予我在华北、华中及东北的斗争以极大帮助，取得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伟大胜利。” 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中央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由郑、李、首道、陈（指陈少敏——引者注）及王震五人为中央局（指中原局——引者注）常委，以李为司令（指中原军区司令——引者注），位三为政委，首道为副政委兼主任（指兼任中原军区政治部主任——引者注），王震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子久（指刘子久——引者注）任区党委书记，曾传六为军区副主任，五师与九旅（指359旅南下支队——引者注）部队合编，王、戴部编一个纵队。” 《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124、126页。接着，又任命王树声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戴季英为纵队政治委员；任命文建武为第2纵队司令员，任质斌为纵队政治委员。这样，三支原来长期分处多地、并不很熟悉的主力部队和党委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迅速打成一片，拧成一股在战略全局中相当雄厚的力量。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使他们在打破蒋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休整机会，至今顽军不能组织二次进攻。可以说，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 《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141页。

这时，国民党当局也发现中原军区部队所起重大战略牵制作用，就调集更多兵力，企图南北夹击中原部队所在的桐柏地区。根据地逐渐缩小，处于十分不利境地。12月17日，中原军区主力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向中央提议：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留下5000到1万人坚持游击战争。2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但认为转移的时候须在一个月后为宜。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王戴部全部转移，原五师及三五九旅都留下坚持”。 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第517页。这在此刻是做得到的。

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在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自1月13日24时起停止国内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同日，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这是时局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中原军区行动面对的一个重大变化。“为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专电命令中原军区部队，务必于十三日二十四时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谨守防地。李先念接到命令后，传令各部队停止军事行动。行进在豫南、鄂东北的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立即沿着罗山、光山以南一线停下。中原部队是在摆脱国民党合围企图、向东转移的情形下停止行动的，三万多主力部队被围困到方圆不到百公里、人口仅四十万的狭长地区；江汉、鄂东和河南三个下属军区的部队，亦在各自驻地成‘品’字形被分割开来。从此，中原军民陷入异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一月十六日，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行政公署机关，从光山县（光山县在河南境内，毗邻鄂东北——引者注）南移至礼山（今大悟）县宣化店。” 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第518、519页。

中原局、中原军区就这样来到宣化店，这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是服从大局而采取的行动。

宣化店是豫南、鄂东北交界处的一处山区集镇，东有一条武汉经信阳通往河南、河北的土路，西有一条由南向北流入淮河的竹竿河。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地势险要。国民党方面编撰的战史写道：“本地区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亘于北，西依荆山，南临长江，中为大洪山，可俯瞰武汉要域，扼通川陕之要道。两山区冈峦起伏，河流纵横。南北交通尚有三条主要道路，东西仅赖小径相通，大半又崎岖险峻。故大军运动、联络、后勤补给均感困难，春夏多雨，有时经月不停，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军事行动更受阻碍。”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绥靖时期（下），（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第394页。

这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很不发达，粮食供应困难。解放军几万人集中在这里，而且是在行军途中因停战协定签订而立刻停止行动，粮食供应便成为大问题。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大军云集，连同地方干部和家眷，总计人数在十万左右。首先碰到的一大困难，是部队的给养问题。粮食，又是首当其冲的主要问题” 李实：《粮食》，《中原突围》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页。。本来，国共双方签订的罗山、禹王城、宣化店三个协议明文规定：中共军队得在所在地区运送给养，一切非武装人员持有护照可以在国民党地区来往自由，并允许购买粮食，国民党不能阻挠干涉，并立即无条件平毁碉堡、工事，撤除封锁、恢复交通等。但国民党军方面背信弃义，“停战令正式生效后，武汉行营曾密令各军严密封锁，不许一切物资进入中原军区部队驻地” 魏煜昆等：《国民党军围攻宣化店中原军区的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第209页。。这样一来，粮食供应成为中原解放军面对的最大问题。军队没有粮食就难以生存和坚持。当时正在中原军区参谋处工作的邹盛作回忆：“正当青黄不接的季节，我方万余人的部队，聚集在一个方圆不及二百华里的山区，天天喝稀饭、吃野菜，缺吃、少穿，困难极了。” 邹盛作：《三千里路云和月》，《中原突围》第2辑，第67页。

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十分焦急和愤慨。3月18日，周恩来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运送中原部队从这里撤走的主张：“汉口北面的问题，我方的四五万人员仍被包围，我们请求政府运送，但张部长（即张治中，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人委员会和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代表——引者注）认为，他这样做有困难，因此我们作了让步，在此时不提运送部队的问题。但是，目前这些部队急需粮食，这是我的另一个负担。我们应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44—145页。前面说过，中原解放军转移过程中在宣化店地区中途停下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这样做的，解决部队必须解决的粮食问题是国民党当局作出的承诺，但国民党当局毫无信义可言。23日，周恩来向美方的考伊提出严厉抗议：“粮食问题毫未解决，政府虽有允诺，但未实行”，“政府是既不给粮，又继续进攻，势必把鄂北的中共部队和人民困死。”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60、161页。

“把鄂北的中共部队和人民困死”，正是国民党当局的本意。蒋介石调集大军，把中原根据地紧紧包围起来，军事上步步进逼，经济上严密封锁。“这里地少人多，既无法多生产粮食，又不能购买，而在外地购买了，国民党又不准运进来，部队和机关人员连日食三餐都难以解决。” 李实：《粮食》，《中原突围》第2辑，第50页。

新四军第5师参谋萧健章回忆：“国民党频频发动蚕食进攻与经济封锁，并构筑碉堡数千个，挖掘战壕万余条，对中原主力驻地纵横五六十公里的地域进行围困和封锁，我中原地区的200万居民及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李先念向中央发出十万火急电报，请求解决停战后给养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尽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了罗山等三个协议，但“协议在纸上，执行在嘴上，国民党不但在实际上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修碉堡、挖战壕，经济封锁比过去更甚，还逮捕杀害我非武装人员”。 萧健章：《军事战略家李先念与中原突围战役》，《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第170、171—172页。

1946年2月，李先念到武汉与周恩来等一起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两方进行谈判。谈判中，面对国民党方面诬蔑中原军区部队，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进攻他们，又占领了什么地方等，李先念责问国民党方面：“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们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怎么说这些地方被我们侵占了呢？” 萧健章：《李司令员赴汉谈判记》，《中原突围》第2辑，第23页。对方无言可答，但谈判仍毫无结果。

为了避免大规模战争爆发，3月27日，周恩来又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将中原解放军全部撤往华北的意见。他说：“目前，汉口以北的中共区域还在被包围中。虽然当地准备了粮食，但只能支持数星期之久，这问题还必须解决。”“我们知道湖北的饥荒情形很严重，在参政会上，代表们把这问题提得很尖锐。如果这地区中三分之二的中共军队能转移，其余的复员，那么包围这一地区的政府军队亦可同时转移，一旦军队遣往其他的地方去，粮食的问题马上就可以和缓下来，否则将无法解决此问题。”“我认为运输军队最好方法就是用火车运。我想我们可以规定一两列火车，从豫北产煤区运煤到汉口，然后在回去的时候，运输中共军队到华北去”，“如此，经过相当的时间之后，中共军队便可全部转移到华北去了。否则，如果我们维持现状，用重兵包围中共军队，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79、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