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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世界战俘史”的志愿军的战俘营

21 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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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12月碧潼战俘营的志愿军战俘管理处干部合影。二排左三为王钟华

我父亲江涛留下两张在志愿军战俘营拍摄的老照片,一张是1950年12月王钟华等17名志愿军俘管干部的合影,站在正中间的王钟华笑容非常灿烂;另一张是1951年2月2日美军战俘步入和平会场的情景,战俘们的精神轻松舒畅。

我父亲任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时,审俘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我一直关注志愿军战俘营的史料。2012年春,我两次聆听王钟华叔叔回忆在碧潼战俘营的往事。可惜半年后,王钟华叔叔就因病与世长辞了。我近年来看到许多志愿军战俘营的故事,正如一位英军中校战俘所说:“中国军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

碧潼山村突然热闹起来

中朝双方协商,“联合国军”战俘主要由志愿军负责管理,南朝鲜军战俘主要由朝鲜人民军管理。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200公里外的清川江南岸,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此战役歼敌1.5万余人,抓获了大批战俘,一部分集中到碧潼郡。

碧潼郡位于中朝边界偏西的鸭绿江南岸,一面临山,三面环江,因交通不便,仅有200户人家。

朝鲜战争爆发后,这里的民居被美军炸成一片废墟。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霖派干部调研选址,决定在此筹建战俘营。

志愿军官兵们修整了被炸坏的房子,从我国东北运来砖瓦、木料、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在瓦砾上盖起一些简易房,建起了营区。

原本幽静的村庄突然热闹起来,人员急增至千余人,吃、穿、住都成了问题。

碧潼虽与我国辽东省宽甸县(今属辽宁省)隔江相望,但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供应补给极为紧张。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山路湿滑,志愿军官兵克服困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筹建与安置任务。

战俘管理处正式成立

1951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管理处在碧潼正式成立,王央公任主任,徐元甫、席一、尚学文等任副主任。

俘管处设有秘书科、登记科、组织科、调研科、新闻科、保卫科、文娱科、供给科、卫生科、医院、电影队、运输队、警卫营等单位。俘管处管理着5个俘管团、2个俘管大队、2个俘虏收容所,分别位于靠近中朝边境朝鲜一侧的碧潼、昌城、雩时、田仓、渭源、遂安、成川等处。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刚结束,中央军委情报部决定组建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秘密赴朝鲜战场,任务之一是通过审问“联合国军”战俘获取情报。由时任情报部部队侦察处副处长的我父亲江涛任组长,组员为王钟华等8人。

他们从宽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利用夜幕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进。调研组的刘雨风、朱化、王钟华、陈汉波、蒋嘉、徐正浩等6人来到碧潼,参加俘管工作。

王钟华回忆说,那时自己太年轻,“为了在战俘面前显得成熟老练,我在战俘营学会了吸烟”。

俘管干部由军委政治部、情报部、联络部、调查部等部门选派,多为具有长期相关工作经验的干部。王央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曾任东北军区敌工部部长,长期从事敌工工作。席一在抗战时受过谍报训练,到俘管处之前任军委情报处副处长。调研科科长王大刚曾任驻朝鲜武官处副武官,提供过重要情报。

俘管翻译有200余名,以英文翻译为主,多为刚走出校门、新入伍的青年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语人才很少,少数语种的翻译人才更是奇缺。

由于“联合国军”来自16个国家,与非英语国战俘的交流是一个难题。到朝鲜参战的土耳其军队是6000人的一个旅,国内一时找不到懂土耳其语的翻译,使土耳其战俘的管理非常困难。

经多方努力,从新疆找到一位懂土耳其语的俄罗斯族人,又为他配备了俄文翻译,经过二次翻译才稳定了土耳其军战俘的情绪。

志愿军俘管人员为战俘理发

志愿军火线释放战俘、瓦解敌军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联合国军”的战俘约2万人,他们中相当部分在前线便被陆续释放了。在战俘营关押的仅5000余人,其中美军战俘3000余人,英军战俘10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其他国战俘几十人或几人。

最初,因听信了污蔑中国军队会虐待俘虏的谣言,害怕被砍头、挖眼睛、割鼻子,战俘们被俘时拼命抵抗。志愿军在战场上释放战俘的做法,有效地瓦解了敌军。1950年11月11日,为宣传志愿军的优俘政策,彭德怀、邓华、杜平联合向军委发电,建议释放103名战俘(美军战俘27名,南朝鲜军战俘76名)。12日,毛泽东回电:“你们释放一批战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同日,彭德怀命令:当即释放。俘管干部对战俘们进行了简短的教育,给他们理发、洗澡、换衣,让他们吃饭,出动4辆卡车把他们送过了警戒线。志愿军火线释放战俘之举震惊了世界,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拼命封锁消息。

志愿军释放战俘时,除发还其私人财物外,还发路费、纪念品和安全通行证。战俘无不感激涕零。战俘们把志愿军的安全通行证当作护身符一样珍惜,并说:“当战俘要比作战安全。”

加拿大《温哥华日报》 报道:“中国人无数次将美国负伤的俘虏放回他们的阵地,有的伤员不能走路,中国人又无法抬送时,他们就把伤员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再给一面白旗,以便他们向美国部队标明自己的位置。”美国作家在《朝鲜战争》 一书中说:“中国人对待俘虏,尤其是对伤员,表现出令人惊异的同情。”志愿军用事实粉碎了“中国军队虐杀战俘”的谎言。

优待战俘,一视同仁

依照《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彭德怀与金日成联合签署了关于宽待战俘4项规定的命令:1.保证战俘生命安全。2.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3.不侮辱战俘人格,不虐待战俘。4.如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

战俘营对战俘实行军事管理,建立了正常秩序,完善了战俘档案,对所有战俘不分国籍、种族、信仰、肤色、职级、文化一视同仁。碧潼战俘营没有高墙、岗楼、铁丝网,只在大门口有2名士兵警卫站岗。碧潼战俘营初建时人手少、工作没走上正轨,2名惊魂未定的战俘趁机逃跑了。但冰天雪地、崇山峻岭、水上无路,能往哪儿跑?战俘被朝鲜百姓捉住送了回来,我俘管干部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未做处罚。

碧潼战俘营建立初期人满为患,各种物资供应紧张,香烟更是奇缺。一名美军战俘要求用金表换一包香烟,俘管干部说:“志愿军对战俘不侮辱人格,不要私人财物。你把表收起来吧,我可以给你一些香烟。”像这样不为战俘金表、金戒指等诱惑所动之事还有很多。

战俘中有部分是二战时被日军俘虏过的美、英官兵,亲身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俘待遇。日军残暴地把他们看成行尸走肉,对他们拳打脚踢,逼做苦工,随意杀害。而志愿军对他们和蔼地用英语说:“不要害怕,志愿军优待战俘。”他们住的房子是暖的,吃的食物也是热的,还分到了新棉衣和毯子。有的战俘甚至说:“我简直不像战俘,而像客人。”

战俘的伙食标准略高于志愿军的大灶。有个美军战俘吃面包时削掉了四周的面包皮,只吃里面的面包心。他看到我方战士把面包皮收走,就问为何,战士回答:“给我们的伤病员吃,我们吃不到面包皮,你却在吃面包心。”这使美军战俘特别感动。

战俘营1团的英国战俘彼得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当时全团仅有10瓶救命的青霉素,怎么办呢?卫生所所长钱华和军医黄远请示团长张芝荪,团长明确回答:“该用就用!”志愿军在战场上、在战俘营里两次救了彼得的命,他激动得热泪盈眶。20世纪末,彼得四次来华感恩,在中英两国产生极大影响。

1951年12月25日, 战俘们在过圣诞节

特别的国际大学校

志愿军的战俘营被称为“世界一等战俘营”,又被称为“国际大学校”。战俘管理处王央公在大会上用英语对战俘们说:“同学们!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他讲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朝人民必胜的道理,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等,说得战俘们纷纷点头称赞。

俘管干部组织战俘读书报、听广播、听报告、看电影、开座谈会、开展娱乐活动,帮助他们认识朝鲜战争的性质,揭露“联合国军”的罪行。战俘中的积极分子自办报纸,介绍他们最关心的停战谈判进展,传播世界人民反战的呼声,刊登家人的来信,传递亲友的呼唤,分享认识的转变。

1951年底,战俘们迎来了在战俘营的第一个圣诞节。俘管干部说:“我们并不信教,但是尊重你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你们不能回家同亲人共度圣诞节表示同情。”俘管干部组织战俘欢度圣诞晚会,平安夜在广场上搭起彩色牌楼,竖起一棵挂满战俘们制作的饰品的大圣诞树,到处贴着“圣诞快乐”“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等英文标语。战俘中的随军牧师做弥撒,战俘装扮的圣诞老人送祝福,大家齐唱圣诞歌,伤病战俘得到慰问,人人分到糖果和礼物,圣诞晚餐的菜肴品种丰富,热闹的场景令战俘们欣喜若狂。

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碧潼举办了大型的“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经各俘管团、俘管队挑选,500余名战俘运动员代表参加。隆重的开幕式后,进行了田径、球类、体操、拳击、摔跤、拔河等27个项目的比赛。同时,参加文娱节目演出的战俘有200余人,他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比赛结束时,举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奖品是来自中国的精美手工艺品。每个参赛者还得到一份纪念品和一枚纪念章。战俘们情绪高涨地表示:这次运动会“将载入史册,令人永远难忘”。

通过审俘获取情报

审问俘虏是获取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战俘通常在前线先由作战部队进行初审,然后部分被送到后方战俘营。我军通过审俘,了解敌军的作战部署、主官信息、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情况、军事院校、战斗力、作战史等情报,经过综合分析整理后,及时报告上级和友军,为首长指挥作战提供可靠的依据。

1951年1月,洪学智副司令员亲自审问了被俘的5个美军连长。其中一名参加过二战的战俘说:“打仗没有你们这样的打法,你们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呢?我很讨厌这种打法。”洪学智说:“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说明我们的战术有效。”战俘说:“我们的士兵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的。你们士兵很勇敢,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另一个战俘说:“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你们怎么晚上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宁。”洪学智说:“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所以能战胜你们。”洪学智经过审讯了解了敌情,将审讯结果作了汇总。

在我宽俘政策的感化下,战俘们大都能如实提供所知信息,其中战术情报较多。战俘中职位最高的美24师师长迪安少将,提供了美24师和西点军校等情况。一名黑人美军战俘飞行员交代:“苏军制造的米格-15战机载量轻,升高快。我驾驶美军F-86战机追歼你们米格-15时,把机头拉起开火,命中率极高。”审俘干部将此情报通知我空军部队,我飞行员迅速作出战术调整,当米格-15战机被追时改为向两侧升高,损失大幅度减少。

战俘辛克利是美军第9步兵团1营营长,曾任美国驻旧中国使馆武官,了解美军在朝鲜的军事部署和在旧中国的情报体系。我情报人员根据他的供词整编而成《美帝情报工作零星材料及武官工作简况》。这是对外军武官工作最早、最系统的研究材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武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联合国军” 战俘在娱乐

现身说法揭露真相

1952年1月28日,朝鲜北部的冰天雪地里突然出现苍蝇、跳蚤等害虫,它们携带烈性传染病病菌。中朝对美方使用细菌武器提出强烈抗议,但美方对这些物证矢口否认。

寻找美方“细菌战”的人证工作十分艰难,只能从战俘入手。美军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反审讯训练,制定了严格的泄密惩戒措施。俘管干部经过长时间的工作、真诚的感化、艰辛的攻关,终于使奎恩、伊纳克、奥尼尔等美军被俘飞行员打消了顾虑,交代了参与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5月,多国专家与记者组成的联合调查团来到碧潼,分别询问了这些美军被俘飞行员。奎恩等战俘向联合调查团详细地交代了投掷装有花蝇、黑跳蚤等昆虫的炸弹细节,认罪说:“我投了细菌弹,参加了这场肮脏的战争,有的只是惭愧与悔恨!”联合调查团现场进行了录音,写了书面报告并公布于世,世界舆论一致声讨美方的罪行。尽管美国当局对此遮遮掩掩,但人证、物证俱在,抵赖只能是徒劳的。

真实画面孰是孰非

我方按国际惯例,在碧潼战俘营设置了十分显著的“POW(战俘营)”标志,但建立初期仍未能阻止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在一次轰炸中,俘管干部引导战俘们迅速进入防空洞隐蔽,还是造成了战俘3死、2伤,战俘们气得破口大骂。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后,我方对此提出严重警告,美方才停止了对战俘营的轰炸袭扰。

1951年11月14日,美军在釜山召开记者会污蔑称,中国军队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战俘。消息传到战俘营,战俘们一下炸了锅:“人明明都还活着,怎么被说成死了呢?难道不打算要我们了吗?”他们举行游行高喊:“美国政府把军队撤出朝鲜!”并发表了《致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俘管干部通过不同渠道为战俘们与家人传递信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发出了12万封战俘信件和6万多张照片。英国陆军大臣赫德说:“从我们知道的他们(指战俘)给亲戚的6000多封信里,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的待遇是相当好的。”

1953年4月,板门店停战谈判再次恢复。11日,双方签订了遣返伤病被俘人员协定。主管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要求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派人到碧潼战俘营,逐一慰问和最后治疗每位被遣返的伤病战俘,把他们的病例整理成中英文档案移交,调动医疗队、汽车团按伤病轻重不同分批遣返他们。

碧潼战俘营建立不久,俘管干部发现战俘弗兰克·诺尔是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于是聘请他担任了战俘营宣传科的编外摄影师。美联社东京分社拒绝了美军高层的百般阻挠,给弗兰克提供了相机和胶卷,与他达成“志愿军战俘营独家报道”的地下热线。两年多时间,弗兰克在战俘营中拍摄了难以计数的照片,公开发表的就有几百张,使他不仅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并因此发了大财。这些难得的照片留下了真实的画面,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军队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事实。

从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至9月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撤销,我军遣返了全部战俘。有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拒绝遣返回原籍,选择留在当时还很贫穷的中国。战俘温纳瑞斯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说:“正是在战俘营的两年半时光,使我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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