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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有些人为什么要拼命曲解中国革命?

05 2024-06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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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试析

高戈里

如今的中国,否定中国革命的,并非个别。探究其形成原因,对正史立国很有必要。

与一些中青年人不同,说到旧军队改造史,亲历者们几乎无一不在整体上给予肯定,即使是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老人。

我曾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采访过一位耄耋老者,虽然,他二十四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民党军上校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共产党发动的,那才真是个力量”!老人甚至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

对此,有人主观地认为,老人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劫后余生的人格扭曲。

其实不然,从总体上看,不同年龄层的人对旧军队改造史的不同评价,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任何人对历史的评价,都要依赖本人记忆库的现成贮存,而对记忆资源的检索、提炼和使用,则受制于记忆规律。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记忆受“序位效应”影响很大。所谓“序位效应”包括“初始效应”和“时近效应”,就是说,最初和最临近的事情最容易记忆。

中国现代史对中青年人来说,留在“初始”记忆中的,是完美的理想主义教育,发生“时近效应”的,多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批判,而受制于思维惯性,其历史观很容易延伸至对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全面否定。老年人虽然有着与中青年人相同的“时近”记忆,但他们多数人“初始”记忆烙印在心中的,却是泪血大控诉的人生感受。

认知上的规律,也支配了不少天真的“老外”。一位华侨告诉我:在国外,你讲中国的“旧社会”,人家根本不懂,也不信。因为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取代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取代保守党、法国的左派取代右派一样,社会制度不会有什么变化。

“老外”不懂旧社会,除了政客刻意的舆论误导,有其历史成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移民大潮中,移居国外的,有几人是翻身解放的工农群众?即使少数奴才随主子出逃,他们又掌握了多少知识分子特有的话语权?

随后的移民,受“时近效应”的支配,向“老外”讲述的中国国情,多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失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大历史,便自然而然地在“老外”短浅的视野里消失了。

对于否定中国革命的某些学者来说,他们除了缺少超越当代人恩怨得失和视野局限的大历史观,以及缺少辩证的思维方法外,还有着更深刻的主观原因,这就是“知识分子立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一些媒体、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作用等问题,热评“抓壮丁”的真实性。某著名作家借主流媒体声称:“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对于某作家的断言,笔者曾著文《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予以批驳,这里关注的是其断言的成因。据报道,该作家的父亲解放前曾在家乡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专司兵役工作。据某作家父亲的同僚著文记载,该县征调壮丁“纯粹以权势来定”,“强拉买卖壮丁成风”,“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从常理上看,情感生成于交际圈子,视野受制于生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我也不例外。

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而一旦把采访面从“有头有脸”的将领们按旧军队各阶层的大体比例扩展开来,进而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时,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

“知识分子立场”是一个历史话题,由此出发,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狂飙般地扫荡傲视民众、鄙视劳动、轻视实践的千年积习,时下知识界、文艺界的“精英”中,又能有多少人能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说话?

对中国革命史的曲解,还折射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价值观。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西方人奉行“权利本位”,主张义务服从于权利,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更关注个人的权利;东方人奉行“义务本位”,主张权利服从于义务,高扬“价值理性”的旗帜,更关注整体的利益。

差异的文化在交流中,有冲突,也有渗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我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然而,阴在阳之内,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时,西方借助其“话语霸权”的势能,也在影响着东方的“知识分子立场”,并通过思想界的争论,企图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在当代中国,评价历史,相对而言,有人只注视贵人、文人的“自由”状况,无视草根大众的生存状况;研究现实,有人只重视“金领”、“白领”阶层关注的“权利平等”,漠视“蓝领”、“圆领”(农民和下岗工人)阶层企盼的“事实平等”,就是一个例证。

用西方的道德准则去度量中国民众的心灵感受,用西方价值取向的函数关系去求解中国社会历史变量的函数题,又如何不推导出错位的题解?

远离劳苦大众的书斋秀才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是荒谬的,但他们在中国思想界的作用却是复杂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性评价之所以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僵化理论和极端实践的报应。真理,只要陷入单一的理论环境,就必然要走向极端。

正是从“思想生态”的意义上,应该肯定反面教员在新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贡献。

也正是在此“思想生态”的环境中,我们才有所感悟:批驳对中国革命的曲解,不能局限于形而上层面,堕入任西化理论“忽悠”大众的学理陷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旧中国草根小民备受欺压的生存状态,以及底层民众翻身解放艰难的启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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