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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毛泽东遭受了三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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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主动迎难而上,解决一切拦路虎,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很困难了。

遇到冤屈怎么办?你明明是正确的,明明立功了,结果却对你大罚特罚,甚至一撸到底,然后你应该怎么办?

这样的重大冤屈,8年内连续遇到3次又怎么办?

很多人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其实你最熟悉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在党史上清清楚楚的写着。

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你以前没仔细看过而已。

毛泽东曾自己说过:

“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这个“受压”,究竟指的是哪种程度的压力呢?

第一次蒙冤

1927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按共产国际要求的“城市中心论”攻打长沙。

但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很快失败了。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实际对比,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

“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件事好像没做错对吧?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应该是大功对吧?

毛泽东率兵退到井冈山之后,中央和共产国际震怒。

1927年11月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领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的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对此,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身份。 

对于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转兵前往井冈山,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行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定义为“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

这个定义,可以说是很严重了。

当时没有电台,信息传达不通畅,湖南省委的组织遭到了敌人的几度严重破坏。

因此,这个命令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了,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20岁的周鲁上井冈山传达。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带文件,只能凭记忆传达。

年轻的周鲁传达上级指示时,只记得“开除”,但“开除”什么记不清了,就想当然地说成是“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这是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严重无数倍的惩罚,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井冈山上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遭受这么严重的惩罚,毛泽东自己当然更是无法理解,大口大口的吸自己用纸卷的大炮筒烟。

毛泽东带着残兵上了井冈山,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打了很多胜仗,硬生生的从不足1000人,不满一个团的兵力发展成了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了稳定的工农政权,把革命根据地搞的风生水起,蓬勃发展。

这个时候,自己突然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惩罚。

但是毛泽东没有怨言,面对如此重大的冤屈依然面不改色。

被开除党籍后,毛泽东不能担任书记和党代表,不能过党组织生活,那他应该干什么?

面对这个询问,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

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于是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对于党中央的决议,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但一个20岁的周鲁传达的指示,还是错误记忆的指示,毛泽东立刻就无条件遵从,在一个完全由自己创立的地盘上。

1928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第一师策应湘南暴动期间,在湘南特委机关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的正式文件,上面明文写着毛泽东是被中央“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湖南省委委员”,但根本就没有“开除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党员,只是被开除了几个重要职位而已。

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井冈山,随后合二为一,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

随后,毛泽东当选为第四军军委书记,率领第四军连续粉碎敌人的两次“进剿”,三次“会剿”,并在1929年初打下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始终没有撤掉,仅保留了党员身份,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在战场上又打了回来。

第二次蒙冤

1929年5月,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不久,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和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

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毛泽东说应该由党说了算,而且是绝对领导,不容置疑,这一原则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党代表是毛泽东,而军长朱德等人认为具体的打仗事务,应该由军人说了算,外行不能指导内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由陈毅主持会议。

在会议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对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

根据陈毅的回忆录,当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由四点组成:

第一,批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具体的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

第二,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的领导一定失败,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就要失败;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领导,你们朱毛两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两大之间难为小;

第四,批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都应该有发言权,说错了就可以纠正。

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并给与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陈毅所取代,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了权。

7月中旬,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离开了军队一线。

和毛泽东随行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离开龙岩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疟疾,浑身时冷时热,时好时坏,只得化装成“教书先生”,在永定的深山中隐蔽起来,在此治病和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致信要在永定县的毛泽东出席。毛泽东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参加。

红四军党委认为毛泽东在闹情绪,托词不来,于是立即再次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要他马上来开会。

于是毛泽东强撑病体,坐担架赶来,大家见毛泽东“面无人色”,确实病重,就让他留在上杭继续养病。

所有人都没想到,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毛泽东被夺了权,并被赶出军队,居然一点脾气都没有,不来开会的原因真的是在生病,而且是重病。

1929年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送交党中央。

1929年8月10日,中央收到了这份文件。

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队建设基本原则。

1929年11月,红四军吃了大败仗,损失了接近1/3的兵力,中央做出指示,恢复毛泽东的工作。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恢复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决定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建军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了日后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古田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拥有对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

第三次蒙冤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纵横驰骋,进一步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

1930年6月,红四军被改编为红一军团,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最终被发展成了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集中1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歼敌1.3万人,活捉张辉瓒,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指挥,采用稳扎稳打,铁壁合围的方针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将3万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一个点,在15天内连打5次胜仗,歼灭敌人3万余,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抓住机会后在四天内三战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战三捷,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已经发展到了28个县,拥有250万人口,中央红军也不断强盛。

很显然,毛泽东立下了大功。

是不是应该重奖毛泽东呢?

因为中央苏区的辉煌成绩,巨大的地盘和最强的兵力,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决定把中央苏区当成核心红区,但极其反感毛泽东的游击思想。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的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制定的建设根据地的正确主张,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

在会议上,博古对毛泽东说: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最终,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体面的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收走。

随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根据地进行推广。

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太大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人称之为毛主席。

但毛主席的称呼,没有持续太久。

一山不容二虎,中央苏区到底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王明的?

冲突很快就出现了。

1932年1月,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让中国革命大踏步的走向胜利。

但毛泽东强烈反对,认为赣州铜墙铁壁,根本不可能打的下来。

于是,中央免除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红一军团兵进赣州。

围了赣州很久,实在是打不动,马上中央红军就要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

1932年3~4月,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毛泽东重掌局面,带领红军撤围赣州,跳出包围圈,并出其不意的发动了漳州战役,攻克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副旅长以下1674人,缴获各种枪2140支(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同时筹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取得了巨大胜利。

是不是应该给毛泽东颁奖?

当然不应该,因为毛泽东撤围了江西核心城市赣州,而且继续反对攻打中心城市。

打漳州有用吗,那是大城市吗?都这么慢腾腾的搞,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1932年10月,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集火批评毛泽东。

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直接粉碎敌人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作战目标,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消极怠工”,对毛泽东批评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行为定义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被调到了后方去“养病”,完全丧失了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支持毛泽东路线的高级领导人也被撤职、批判。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被雪藏整整三年多。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的说:

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

“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陈毅曾经这么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真金不怕火炼

毛泽东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勋,结果却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冤屈,被几个到苏联留过学的,20多岁的小娃娃给直接一撸到底。

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你会因此愤怒,因此对党失望,因此怀恨在心么?

普通人也许什么想法都会有,但毛泽东选择了无条件接受党的一切命令。

被一撸到底,我就看书、学习,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绝不消极沉沦。

周恩来回忆说:

在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没有多久,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但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

当时许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参加他就一定出席,去了就在会议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听。

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后,王明博古等人终于可以毫无阻碍的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按苏联红军的形态去改造中央红军了。

然后,中央红军在王明博古等人的领导下,寸土不让,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大搞“短促突击”,和国民党军正面对轰。

结果一败再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只剩余86000余人,关键战略位置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占据,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2月3日,红军渡过湘江,突破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极为惨重,仅剩余3万人,濒临全军覆灭。

毛泽东在领导岗位的时候,屡战屡胜,越打越强,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后,就吃了如此之大的败仗。

谁对谁错已经很明显了,要不要立刻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大局?

当然没人去请。

机会,从来只留给努力的人。

从被闲置的那一天开始,毛泽东就从来都没有消极懈怠过,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持之以恒的宣传自己的思想,在任何场合,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宣传。

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又教育又说服。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

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

后来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方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认识意见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在代价极其惨重的连续失败面前,原本支持左倾冒险路线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和博古、李德产生了严重分歧。

生病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上聊天,然后又上门做张闻天的思想工作,探讨如何才能让红军更好的走向胜利。

反复多次后,毛泽东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理解和支持。

而这样的聊天,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把能聊的人都聊了,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

对自己思想的不懈宣传,这样的事毛泽东已经做了三年多,一直没有任何效果。

但这一次,毛泽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由于条件极端困难,此时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远在苏联的王明无法对中央遥控指挥。

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后,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参加了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向西,进入贵州,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4年12月18日召开了黎平会议,改变了博古制定的挺进湘西北计划,按毛泽东的意见,改向黔北进军,准备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为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日召开了猴场会议,否定了李德个人包办军事指挥权的情况,重申“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三个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17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了,用三天时间,集体大辩论,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和指挥没关系。

周恩来认为自己对失败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批评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做长篇发言,系统性的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

王稼祥的发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

张闻天对王稼祥的意见表示支持。

刘伯承说:

“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朱德说:

“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也都很激烈,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

在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博古、李德共同组成中央“三人团”的周恩来,最后也表态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中国革命避免了失败的命运,越过转折点,开始走上了辉煌的征程。

你是不是认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遵义会议拿到指挥权后,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服从毛泽东的指令,毛泽东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和蒋介石做斗争了?

当然不是。

1935年3月10日,遵义会议召开仅仅两个月之后,军委开会,对林彪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进行讨论,召开了苟坝会议。

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能攻占,那么对红军西进极为有利,而且看起来守军也不多。

在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进攻打鼓新场,代价不大,好处多多。

但毛泽东却认为打鼓新场位置重要,周围有蒋介石多股部队,红军进攻此处有被包围的可能性,几份被破译的电报也表明黔军、滇军有向打鼓新场附近移动的征兆,红军不应该冒险。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证据也都展示了,但大家都表示毛泽东多虑了。

最后举手表决,包括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20多个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投票结果是完全的碾压局。

毛泽东急了,他认为此事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自己绝不能退。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凯丰当场顶了回去:“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 

最后,会议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同时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最后决定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了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经过一晚上的商量,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

3月11日,苟坝会议继续召开,周恩来和朱德在会议上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讲形势,力陈利弊,最后其他人也从善如流,接受了这一观点。

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并决定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就在这份指令发出去的同时,仅仅几个小时后,我军就侦察到滇军孙渡部已经向打鼓新场进发,而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围绕打鼓新场进行运动,以8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形成了对打鼓新场的合围战略姿态。

这份情报传回红军总部后,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稍有不慎,红军就会重演湘江战役的惨烈。

蒋介石布下的这个陷阱,参会的20多个领导人都没看出来,其中甚至包括朱德和周恩来,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强烈反对。

毛泽东手上的那一盏昏黄的马灯,在暮色中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这件事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索,军事决议民主制是为了防止博古李德对军事的专制错误指挥而设定的,但目前看来好像并不正确。

于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

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

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并得到了一致通过,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实际由毛泽东进行指挥。

至此,毛泽东正式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统帅地位得以确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终于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心胸有多大,团结能力有多强?

在1931年,王明和博古夺走了毛泽东的军权,近乎于把毛泽东一撸到底。

后来王明去了苏联,国内事务由博古实际指挥,从各种途径压制毛泽东。

毛泽东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后,是不是应该搬掉博古这个绊脚石?

并不是,毛泽东和博古、李德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尽一切努力去团结他们。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遵义会议时,有人劝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不行,那样的话,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就会弄僵的。我们在共产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让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抛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末期,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李德、凯丰这些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人,都坚定的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毛泽东下令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张国焘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追过来,用枪指向毛泽东时,李德从后面抱住李特,保护毛泽东。

这是一张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三人的合影,可以看出三个人关系非常之好。

1937年,王明回国,坐飞机从苏联抵达延安,又犯了右倾主义错误,否认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红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动把红军置于国民党军的指挥之下,放弃党的领导权。

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把长江局搞成了中央第二政治局,一段时间内甚至导致毛泽东“指示出不了延安窑洞”。

但毛泽东依然持忍耐态度,和王明斗争力求做到斗而不破,不撕破脸皮,给予了王明足够的尊重,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的指挥权和影响力,从来就不是谁授予的,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的。

冤屈和不理解,乃至于长期被冤屈和不理解,这在毛泽东眼里并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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