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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彭湃领导农民运动反击逆流的政治策略

22 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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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在此期间彭湃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之一。1925年11月,彭湃出任委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他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推动农民运动掀起高潮。然而,国共两党毕竟代表不同的阶级。随着革命形势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累露。1926年间,国民党反共风波迭起,彭湃在反击这股逆流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三·二o”事件前后的复杂形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农民运动进入新阶段,早在1922年6月,以彭湃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农村启发农民觉悟,收到初步成效。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后,广东党组织积极制定农运政策,把农运“放在党的指挥之下”。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的党、团组织“打起国民党旗帜”在农村活动,使农民运动波及全省。在此期间,经过1925年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据统计,1926年3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已在66个县建立农会组织,有会员62万余名、在广东乡村,农民协会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彭湃实际主持工作。国共合作后,彭湃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秘书。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他大力发展各级农民协会,广东各地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国民党右派代表邹鲁看在眼里,他说:国民党农民部的“一切部务,则为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所把持”。农民协会一经成立,就提出明确的减租政策。在广东,由于地主豪绅变本加厉地盘剥,以及内乱频仍、经济不振、军阀混战等因素,导致大量的贫苦农民沦为佃农、雇农。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农民为争取自身利益,喊出''打死也要减租"的口号。农民协会积极推行“二五减租”,得到农民群众热烈拥护。减租抗税等各类经济斗争,在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农民运动遂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摆上革命政府的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发动的革命运动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国民党新右派首领蒋介石悍然制造“三-二0”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命令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派遣中山舰到黄埔岛听用。待该舰开到指定地点后,他又矢口否认发出过此令。由此,蒋介石以共产党要暴动为借口,调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同时,他还命令包围苏联领事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此后,在同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和打击共产党,中共不得不以忍让的态度对待。“三·二O”事件是一个反共信号。此后,国民党右派分子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反共逆流上涨。

对于“三・二0”事件,彭湃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彭湃坚决主张反击国民党右派。他说:“国民党在工农群众眼里不过是一具死尸,我们为什么还背着死尸走呢! ”客观地说,中共在当时没有制约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一军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础,被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外,其他7个军均由军阀部队改编,其封建意识浓厚,而第一军却轻而易举地被蒋介石用来进行政变,这只能说明,中共忽略对军事力量的掌控是不正确的。为顾全大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退让政策,以确保国共两党的合作。然而,中共的退止政策义造成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受到压抑,其负面影响难以估量,这一事件之后,革命形势更为复杂。国共统一战线的裂痕表面化,农村的表现尤为明显。国民党在广东各地的行政机关纷纷向右倾斜,或公开或暗地纵容地主豪绅向农民发起攻势。一时间,广东出现黑云压城之势。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现“左摇右摆”情形。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实行不“包办”和不“代替”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虽然确定“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的方针,但强调“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它的根本之点是以自我限制的办法,去“安”蒋介石的心。由此,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就失去了主动性。同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示:广东党组织对国民党左派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不管。其要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不要使国民党人感到”可怕”,而又不可让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太没有根据”和依靠。这就使广东党组织难以把握政策了。中共若在统一战线多做工作,便有 “包办”之嫌,而少做了就被视为“右倾”。这个政策在中共党内造成思想、混乱。

面对严峻形势,彭湃等中共广东区委在实际工作中否定那种不“包办”的意见。在广东,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政治上明显右转,各地的工农运动陷于深刻危机。彭湃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情况下,若实行这种“作茧自缚"政策,共产党就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国民党右派的力量也会被削弱。而中共中央既然确定广东农村减租“二五”政策,就要坚决实行。广东省农民协会是贯彻中共农村政策的公开机构,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领导各级农会发动减租运动,反击嚣张气焰的反共势力。由于彭湃等人的努力,逆境中的广东农民运动有了起色。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农民运动的危机进一步加剧。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至同年11月,国民政府北迁,掌握了广东省实权的国民党右派以巩固后方为名,破坏工农运动。不允许工人罢工的同时,还肆意破坏农民运动。在农村,国民党右派县长以“农会干涉行政” “干涉司法”“农民协会是土匪”和农会“破坏北伐后方”为借口,向农民协会发起攻击。国民党地方政府拒绝减租要求,并向农民勒派公债。国民党驻防军也与地主民团沆瀣一气,到处摧残农会组织。在国民党右派的怂恿和支持下,土豪劣绅和民团疯狂地向农或武装进攻。在各地,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如1926年12月22日,惠阳民团利用县长催收钱粮之机,组织1300多人,包围农军,杀害农军30多人,捕捉40多人。全省的农军已到了“危机万状”的地步。广东曾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收到国民党政府的保护。此时,广东却成了农民运动开展最困难的地方,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保持对国民党的政治抑制力

通过“三・二0”事件,彭湃等人认识到革命统-战线存在着深刻的危机。彭湃认为,要使国民党政府继续保持孙中山确定的左倾政治方向,中共广东区委必须致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实行“上推下促”方针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其他领导人利用“合法”方式实行反击。1924年5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彭湃任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伟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彭湃参与大会一系列文件的起草。大会决议指出:国民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而这场革命的真正目标就是要“解除这大多数农民的痛苦”。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这次大会把农民运动的重要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巩固各级农会,中共广东组织进行了不懈努力。1926年6月5日,彭湃辞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职务,亲自坐镇汕头,全力领导潮梅地区的农民运动。由于有彭湃的领导,潮梅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出现转机。同年8月,海丰县召开笔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该大会通过《制止土豪劣绅地主把持乡政决议案》等12个决议,并决定扩充农军200名,组织农民武装义务队。1927年2月,彭湃主持的潮梅海陆丰农民代表大会在汕头举行。这次大会的潮梅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926年7月,彭湃回广州参加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该会议明确指出:目前要坚持农民运动最低限度的政纲,即以“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为原则。由此,广东党组织对豪绅地主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10月,在农民运动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召开的联席会议被迫同意减租要求。此前的9月,国民政府曾发表《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宣言重申第一、第二两次宣言的主旨,并严正宣告:“政府应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及免除不合法之盘剥,政府应当助农民反对贪官污吏,参加乡村统治权。”在农民运动遭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此宣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彭湃等发动要求惩办压迫农民者的请愿。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举行会议,会议通过《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等议案。会议期间,彭湃以省农会常务委员身份,发动全体代表及广州市郊农民1000余人,组成广东省农民协会七路代表团请愿示威大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请愿。彭湃亲自担任请愿代表团的总领队,要求惩办摧残农民运动的反动势力。请愿书指出:“我们农民备受逆党、土匪、劣绅土豪、民团,及贵党政府统治下的贪官污吏、不法军队之积极摧残压迫,为向来所未有。”政府应当将摧残和压迫农民者“一律惩办” 。9月间,在社会各届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改组广东省政府,撤换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古应芬、农工厅厅长刘纪文,以及数名县长。这场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二)掌握农会领导权

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掌握农民运动领导权。农民团体是由国民党首先发起的。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广东各地组建起农会。1924年7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共举办了 6届。至1926年4月,全省已有66个县农会,农会会员达62万多人,而中共有地方组织的不到20个县,农民党员不过600名。在党组织没有掌控领导权的地方,实际上土豪劣绅控制了 “农会”。因此,广东省农民协会“不能普遍指导各县工作”,各县的农会也很不巩固,,它们一遭到敌对势力打击,就有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往往不能得到落实。

彭湃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要掌握农会领导权,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的中共党员。根据斗争形势的反差,彭湃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制定“把党的基础建筑在乡农民协会上面”的目标。彭湃认为,减租斗争产生的积极分子应当首先成为党组织争取的对象,不失时机地发展党员。1926年7月,广东的党员人数达4200名。此后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广东党员人数达9027名,占全国党员总数约六分之一。以上的党员中,农民党员的人数最多。

在彭湃家乡海陆丰地区,中共组织和党员的发展尤快。1925年3月,海陆丰即建立中共组织。1926年12月,党员达到700名。中共海陆丰地委提出“党到农村去”的口号。至1927年3月,海陆丰的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在海丰,11个区都建立了党的部委。850个乡农会中的334个有党的支部、小组或党员。拥有党员3000名。在陆丰,建立了 3个党的部委,领导10个区的区乡支部,拥有党员1000名.海陆丰的党员人数共4000名,占当时广东全省党员的近一半。在减租斗争中,海陆丰党组织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与此同时,彭湃加紧对农运骨干的培训。1926年7月,省农会潮梅办事处在汕头开办东江农民运动养成所。彭湃亲自担任讲师。该培训班定期三个月毕业。彭湃为全省作出榜样。11月根据广东省农民协会八月扩大会议精神,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番禺学宫举办广州农民训练所,该训练所招收学员300人。彭湃积极推荐潮梅地区的农运分子来参加学习。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农运骨干返回各地。在农村,他们领导农民群众坚持斗争。农会与国民党右派及豪绅地主的斗争力量得到增强。

 

(三)运用舆论批评武器

此时,国民党右派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鄙伎俩。在广州的《人权报》等报刊上,他们肆意发表文章诬蔑和攻击农会。1926年7月间,《人权报》发表时评说:“今日之大患,有甚于土匪者,则混充农民之匪党所组织之农会,实为今日不可不防御之后患。”《共和报》则称:“农会以并吞为事,扰乱乡村的治安”,而“民团有保卫桑梓之责,各乡联络以杜土匪觊觎,实责无旁贷”。国民党右派公开为地主民团进攻农会开脱罪责。农村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农民运动危急时刻,以社会舆论反击国民党右派具有重要性。彭湃认为,这股反革命逆流来势汹汹,反击具有紧迫性。这种反击主要是以事实揭露右派的“革命伪装”,还其反革命的阶级本质,为此把他公之于众效果更有利。彭湃接到“花县惨案”发生的报告:1926年8月间,花县民团勾结土匪向农会发动进攻,捣殷多处农会会址并焚烧农村,杀害农民数十人。9月1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调查前往花县调查,彭湃为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经过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花县惨案”得到妥善解决,可是,全省的类似事件还不断发生,敌对势力对农会的反扑日趋猖獗。

1926年9月,彭湃接连发表抨击国民党右派倒行逆施的文章。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中,彭湃的《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阐述以下重要观点。首先,大革命运动转入新的形势,即“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其次,对国民政府敲响警钟。鉴于政府军、政的官员勾结地主民团摧残农会的事实,广大民众对于国民政府革命态度的怀疑“更有甚焉”。最后,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因此,真正革命的分子站在革命的一边,去消灭一切的反革命势力,国民革命的前途才“有些希望”。文章以充分的事实,把镇压农运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右派不得不暂时收敛其真面目。

三、积极准备应变措施

1926年下半年,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尽管发表一系列正确的宣言和决议,却无法制止各级右派势力对农民运动的迫害。农民运动的困境不易扭转。面临农村斗争的艰难状况,彭湃预料国共分裂不可避更。1926年11月,彭湃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会议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 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利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广为此,党应“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彭湃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积极为应变做准备。

1927年2月,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代表大会在汕头举行,彭湃向大会作报告。根据彭湃的报告,大会代表们认识到,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膨胀,各级政权机关已逐渐变成革命的阻力。农民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依靠政府的支持,必须增强农会的力量,进一步健全农会组织,开展同反革命势力的艰苦斗争,才能推动农民运动继续发展。这次大会通过“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对加强粤东农民的战斗力,反击反动派的破坏阴谋,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湃等积极准备形势逆转的应变措施。当时,中共应付政治突变起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加强党组织建设,二是要掌握武装力量。这两点,彭湃一直十分重视。在党组织建设方面,早在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时,彭湃就派遣一批党员以农运特派员名义到各地,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发展党员。党组织在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斗争中,吸收农运积极分子入党。至1927年3月,海陆丰地区拥有4000名中共党员,各级党组织锻炼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对于掌握武装力量问题,彭湃更为看重。1922年,彭湃开始组织农运时就指出:“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1925年2月,彭湃随东征军回到海丰,进-步认识到:“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这就把农民武装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彭湃认为,广东农民运动的最大障碍,除国民党右派外,就是地主豪绅控制的民团。因此,各地的农民协会必须建立农民自卫军。至1926年4月,广东省的农民自卫军发展到3万余人,从而在组织机构和武装力量上做好了暴动的充分准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湃坚决提出土地革命的主张。1927年4月19日,彭湃以广东省农民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出席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土地委员会的会议。这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紧急情况下下举行的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废除封建上地所由制的主张,彭湃积极赞同。彭湃说:“减租”虽有利下农民,但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痛苦。”因此,“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他强调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共产党人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农民自卫军就是可依靠的革命武装。这是彭湃对广东农民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此后的广东,从讨蒋起义到革命暴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战争逐渐展开。至1928年初,广东有50多个县爆发了 150多次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组织建立起11个县级革金政权,形成反抗蒋介石的汹涌洪流。

四、结论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然而,国民党毕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统—战线内部的矛盾暴露出来。农民运动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彭湃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采取灵活而有效的治策略,在日益严重的形势面前,他既坚持农民减租要求,又实施-系列合法的斗争措施。从而,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农民同盟军,积蓄了革命力量,为土地革命战争准备了有利条件。在大革命运动中,彭湃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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