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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在此期间彭湃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之一。1925年11月,彭湃出任委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他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推动农民运动掀起高潮。然而,国共两党毕竟代表不同的阶级。随着革命形势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累露。1926年间,国民党反共风波迭起，彭湃在反击这股逆流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三·二o”事件前后的复杂形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农民运动进入新阶段，早在1922年6月，以彭湃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农村启发农民觉悟，收到初步成效。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后，广东党组织积极制定农运政策，把农运“放在党的指挥之下”。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的党、团组织“打起国民党旗帜”在农村活动,使农民运动波及全省。在此期间，经过1925年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据统计，1926年3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已在66个县建立农会组织，有会员62万余名、在广东乡村，农民协会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彭湃实际主持工作。国共合作后，彭湃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秘书。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他大力发展各级农民协会,广东各地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国民党右派代表邹鲁看在眼里，他说：国民党农民部的“一切部务，则为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所把持”。农民协会一经成立，就提出明确的减租政策。在广东，由于地主豪绅变本加厉地盘剥，以及内乱频仍、经济不振、军阀混战等因素，导致大量的贫苦农民沦为佃农、雇农。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农民为争取自身利益，喊出''打死也要减租"的口号。农民协会积极推行“二五减租”，得到农民群众热烈拥护。减租抗税等各类经济斗争，在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农民运动遂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摆上革命政府的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发动的革命运动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国民党新右派首领蒋介石悍然制造“三-二0”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命令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派遣中山舰到黄埔岛听用。待该舰开到指定地点后，他又矢口否认发出过此令。由此，蒋介石以共产党要暴动为借口，调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同时，他还命令包围苏联领事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此后，在同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和打击共产党，中共不得不以忍让的态度对待。“三·二O”事件是一个反共信号。此后，国民党右派分子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反共逆流上涨。
对于“三・二0”事件，彭湃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彭湃坚决主张反击国民党右派。他说：“国民党在工农群众眼里不过是一具死尸，我们为什么还背着死尸走呢！ ”客观地说，中共在当时没有制约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一军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础，被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外，其他7个军均由军阀部队改编，其封建意识浓厚，而第一军却轻而易举地被蒋介石用来进行政变，这只能说明，中共忽略对军事力量的掌控是不正确的。为顾全大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退让政策，以确保国共两党的合作。然而，中共的退止政策义造成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受到压抑，其负面影响难以估量，这一事件之后，革命形势更为复杂。国共统一战线的裂痕表面化,农村的表现尤为明显。国民党在广东各地的行政机关纷纷向右倾斜,或公开或暗地纵容地主豪绅向农民发起攻势。一时间，广东出现黑云压城之势。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现“左摇右摆”情形。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实行不“包办”和不“代替”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虽然确定“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的方针，但强调“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它的根本之点是以自我限制的办法，去“安”蒋介石的心。由此，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就失去了主动性。同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示：广东党组织对国民党左派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不管。其要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不要使国民党人感到”可怕”，而又不可让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太没有根据”和依靠。这就使广东党组织难以把握政策了。中共若在统一战线多做工作,便有 “包办”之嫌，而少做了就被视为“右倾”。这个政策在中共党内造成思想、混乱。
面对严峻形势，彭湃等中共广东区委在实际工作中否定那种不“包办”的意见。在广东，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政治上明显右转，各地的工农运动陷于深刻危机。彭湃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情况下，若实行这种“作茧自缚"政策，共产党就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国民党右派的力量也会被削弱。而中共中央既然确定广东农村减租“二五”政策，就要坚决实行。广东省农民协会是贯彻中共农村政策的公开机构，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领导各级农会发动减租运动，反击嚣张气焰的反共势力。由于彭湃等人的努力，逆境中的广东农民运动有了起色。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农民运动的危机进一步加剧。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至同年11月，国民政府北迁，掌握了广东省实权的国民党右派以巩固后方为名，破坏工农运动。不允许工人罢工的同时，还肆意破坏农民运动。在农村，国民党右派县长以“农会干涉行政” “干涉司法”“农民协会是土匪”和农会“破坏北伐后方”为借口，向农民协会发起攻击。国民党地方政府拒绝减租要求，并向农民勒派公债。国民党驻防军也与地主民团沆瀣一气，到处摧残农会组织。在国民党右派的怂恿和支持下，土豪劣绅和民团疯狂地向农或武装进攻。在各地，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如1926年12月22日，惠阳民团利用县长催收钱粮之机，组织1300多人，包围农军，杀害农军30多人，捕捉40多人。全省的农军已到了“危机万状”的地步。广东曾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收到国民党政府的保护。此时，广东却成了农民运动开展最困难的地方，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保持对国民党的政治抑制力
通过“三・二0”事件，彭湃等人认识到革命统-战线存在着深刻的危机。彭湃认为，要使国民党政府继续保持孙中山确定的左倾政治方向，中共广东区委必须致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实行“上推下促”方针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其他领导人利用“合法”方式实行反击。1924年5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彭湃任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伟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彭湃参与大会一系列文件的起草。大会决议指出：国民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而这场革命的真正目标就是要“解除这大多数农民的痛苦”。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这次大会把农民运动的重要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巩固各级农会，中共广东组织进行了不懈努力。1926年6月5日，彭湃辞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部长职务，亲自坐镇汕头，全力领导潮梅地区的农民运动。由于有彭湃的领导，潮梅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出现转机。同年8月，海丰县召开笔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该大会通过《制止土豪劣绅地主把持乡政决议案》等12个决议，并决定扩充农军200名,组织农民武装义务队。1927年2月，彭湃主持的潮梅海陆丰农民代表大会在汕头举行。这次大会的潮梅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926年7月，彭湃回广州参加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该会议明确指出：目前要坚持农民运动最低限度的政纲，即以“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为原则。由此,广东党组织对豪绅地主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10月，在农民运动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召开的联席会议被迫同意减租要求。此前的9月，国民政府曾发表《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宣言重申第一、第二两次宣言的主旨，并严正宣告：“政府应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及免除不合法之盘剥，政府应当助农民反对贪官污吏，参加乡村统治权。”在农民运动遭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此宣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彭湃等发动要求惩办压迫农民者的请愿。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举行会议，会议通过《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等议案。会议期间，彭湃以省农会常务委员身份，发动全体代表及广州市郊农民1000余人，组成广东省农民协会七路代表团请愿示威大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请愿。彭湃亲自担任请愿代表团的总领队，要求惩办摧残农民运动的反动势力。请愿书指出：“我们农民备受逆党、土匪、劣绅土豪、民团，及贵党政府统治下的贪官污吏、不法军队之积极摧残压迫，为向来所未有。”政府应当将摧残和压迫农民者“一律惩办” 。9月间，在社会各届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改组广东省政府，撤换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古应芬、农工厅厅长刘纪文，以及数名县长。这场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二）掌握农会领导权
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掌握农民运动领导权。农民团体是由国民党首先发起的。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广东各地组建起农会。1924年7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共举办了 6届。至1926年4月,全省已有66个县农会,农会会员达62万多人,而中共有地方组织的不到20个县，农民党员不过600名。在党组织没有掌控领导权的地方，实际上土豪劣绅控制了 “农会”。因此，广东省农民协会“不能普遍指导各县工作”，各县的农会也很不巩固,，它们一遭到敌对势力打击，就有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往往不能得到落实。
彭湃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要掌握农会领导权，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的中共党员。根据斗争形势的反差,彭湃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制定“把党的基础建筑在乡农民协会上面”的目标。彭湃认为，减租斗争产生的积极分子应当首先成为党组织争取的对象,不失时机地发展党员。1926年7月,广东的党员人数达4200名。此后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广东党员人数达9027名，占全国党员总数约六分之一。以上的党员中，农民党员的人数最多。
在彭湃家乡海陆丰地区，中共组织和党员的发展尤快。1925年3月，海陆丰即建立中共组织。1926年12月，党员达到700名。中共海陆丰地委提出“党到农村去”的口号。至1927年3月，海陆丰的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在海丰，11个区都建立了党的部委。850个乡农会中的334个有党的支部、小组或党员。拥有党员3000名。在陆丰，建立了 3个党的部委，领导10个区的区乡支部，拥有党员1000名.海陆丰的党员人数共4000名，占当时广东全省党员的近一半。在减租斗争中,海陆丰党组织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与此同时，彭湃加紧对农运骨干的培训。1926年7月，省农会潮梅办事处在汕头开办东江农民运动养成所。彭湃亲自担任讲师。该培训班定期三个月毕业。彭湃为全省作出榜样。11月根据广东省农民协会八月扩大会议精神，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番禺学宫举办广州农民训练所，该训练所招收学员300人。彭湃积极推荐潮梅地区的农运分子来参加学习。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农运骨干返回各地。在农村，他们领导农民群众坚持斗争。农会与国民党右派及豪绅地主的斗争力量得到增强。
（三）运用舆论批评武器
此时，国民党右派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鄙伎俩。在广州的《人权报》等报刊上，他们肆意发表文章诬蔑和攻击农会。1926年7月间，《人权报》发表时评说：“今日之大患，有甚于土匪者，则混充农民之匪党所组织之农会，实为今日不可不防御之后患。”《共和报》则称：“农会以并吞为事，扰乱乡村的治安”，而“民团有保卫桑梓之责，各乡联络以杜土匪觊觎，实责无旁贷”。国民党右派公开为地主民团进攻农会开脱罪责。农村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农民运动危急时刻，以社会舆论反击国民党右派具有重要性。彭湃认为，这股反革命逆流来势汹汹，反击具有紧迫性。这种反击主要是以事实揭露右派的“革命伪装”，还其反革命的阶级本质，为此把他公之于众效果更有利。彭湃接到“花县惨案”发生的报告：1926年8月间，花县民团勾结土匪向农会发动进攻，捣殷多处农会会址并焚烧农村，杀害农民数十人。9月1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调查前往花县调查，彭湃为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经过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花县惨案”得到妥善解决，可是,全省的类似事件还不断发生,敌对势力对农会的反扑日趋猖獗。
1926年9月，彭湃接连发表抨击国民党右派倒行逆施的文章。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中，彭湃的《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阐述以下重要观点。首先，大革命运动转入新的形势，即“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其次，对国民政府敲响警钟。鉴于政府军、政的官员勾结地主民团摧残农会的事实，广大民众对于国民政府革命态度的怀疑“更有甚焉”。最后，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因此，真正革命的分子站在革命的一边，去消灭一切的反革命势力，国民革命的前途才“有些希望”。文章以充分的事实，把镇压农运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右派不得不暂时收敛其真面目。
三、积极准备应变措施
1926年下半年，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尽管发表一系列正确的宣言和决议，却无法制止各级右派势力对农民运动的迫害。农民运动的困境不易扭转。面临农村斗争的艰难状况，彭湃预料国共分裂不可避更。1926年11月，彭湃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会议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 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利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广为此,党应“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彭湃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积极为应变做准备。
1927年2月，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代表大会在汕头举行，彭湃向大会作报告。根据彭湃的报告，大会代表们认识到，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膨胀，各级政权机关已逐渐变成革命的阻力。农民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依靠政府的支持，必须增强农会的力量，进一步健全农会组织，开展同反革命势力的艰苦斗争，才能推动农民运动继续发展。这次大会通过“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对加强粤东农民的战斗力，反击反动派的破坏阴谋，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湃等积极准备形势逆转的应变措施。当时，中共应付政治突变起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加强党组织建设，二是要掌握武装力量。这两点，彭湃一直十分重视。在党组织建设方面，早在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时，彭湃就派遣一批党员以农运特派员名义到各地，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发展党员。党组织在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斗争中，吸收农运积极分子入党。至1927年3月，海陆丰地区拥有4000名中共党员，各级党组织锻炼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对于掌握武装力量问题，彭湃更为看重。1922年，彭湃开始组织农运时就指出：“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1925年2月，彭湃随东征军回到海丰，进-步认识到：“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这就把农民武装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彭湃认为,广东农民运动的最大障碍,除国民党右派外，就是地主豪绅控制的民团。因此，各地的农民协会必须建立农民自卫军。至1926年4月，广东省的农民自卫军发展到3万余人，从而在组织机构和武装力量上做好了暴动的充分准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湃坚决提出土地革命的主张。1927年4月19日，彭湃以广东省农民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出席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土地委员会的会议。这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紧急情况下下举行的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废除封建上地所由制的主张，彭湃积极赞同。彭湃说:“减租”虽有利下农民，但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痛苦。”因此,“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他强调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共产党人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农民自卫军就是可依靠的革命武装。这是彭湃对广东农民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此后的广东，从讨蒋起义到革命暴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战争逐渐展开。至1928年初，广东有50多个县爆发了 150多次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组织建立起11个县级革金政权，形成反抗蒋介石的汹涌洪流。
四、结论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然而,国民党毕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统—战线内部的矛盾暴露出来。农民运动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彭湃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采取灵活而有效的治策略，在日益严重的形势面前，他既坚持农民减租要求，又实施-系列合法的斗争措施。从而，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农民同盟军，积蓄了革命力量，为土地革命战争准备了有利条件。在大革命运动中，彭湃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