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在上海

彭湃在上海

邵雍

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彭湃是在上海工作期间英勇牺牲的。本文在《彭湃传》（华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等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彭湃年谱》（郭德宏编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等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彤湃在上海的革命事迹,以期深入开展彭湃生平的研究。

                       （一）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中国人赴海外（日本、欧美）留学的主要出发港。1917年夏，二十出头的彭湃赴日留学，各种记载均未说明此行是否途经上海。1918年4月，在东京留学的彭湃积极参与爱国运动，在神田区中国饭馆秘密集会，商讨回国挽救国难，不料竟遭日警逮捕审讯，直到次日清晨才获释。彭湃多人认为抗议日本政府侵犯人权的暴行，毅然罢学归国。5月12日， 他与部分同学到达上海后，成立了 “救国团”本部（后改为总事务所）， 同时注广州、北京设立了分所，还参与了创办《救国日报》的工作，又在《国民日报》上刊登了《归国学生告同胞书》，号召士农上海共同反日救国。同年秋，彭湃偕五弟彭泽再度赴日留学。1919年暑假，彭湃再度回国，第二次来到上海，后到福建漳州会见陈炯明，建议陈多派学生出国留学，国家培养人才。1920年夏，彭湃利用暑假回国，到上海、漳州等地。在漳州向陈炯明僚属募银圆数千元，支持上海《救国日报》，稍后重返日本。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在上海,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也在上海，指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1921年5月（从日本回国）入团、时在广东汕头从事革命活动的彭湃与上海有着工作的联系。

1923年12月19日，彭湃给文亮的信中说：“《先驱》如有出版,请寄来汕头，吾团的消息也请寄来此处。此间做事情形，以后报告你。”信中所说的《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1月15日在北京创刊，从3月15日第四号后改在上海出版，由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主办。因为它是共产党刊物《向导》停刊后出版的一份刊物，当时发出的实际上是党中央的声音。

4月1日，彭湃给刘仁静信中报告说：“此间农民组合,数日前被某要人（陈炯明）面谕县长（海丰县县长王作新）下取缔令——因疑农民有暗杀团发生及广州共产党之影响。弟等即日（二十六）从陆路逃出，刻安抵汕头，下午趁轮赴香港。到香港后拟入广州，然后来沪。再者，农人尚有秘密组织存在，籍堪告慰！特此报告，并祝诸君同志安好！” “仁静先生：以后书信暂勿寄到汕头来，因诸同志要走了,我通讯处有定，当即通知。独秀先生、存统先生、其他诸同志均此不另。”

由此可知，彭湃对当时党巾央、团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施存统是熟悉的。不过，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彭湃自汕头转移并没有来到拟议中的上海，而是坚持在广东搞农民运动。三次到过上海的彭湃虽然总共逗留时间并不长，但上海这-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中外反动势力汇集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26年1月10日，他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会代表大会上的开会词中说：“可是今天举行这个会，不过在广东才能举行，倘若在香港上海北京，却没有法子举行了。……我们农工阶级，就要在革命的根据地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奋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全中国革命化，全世界革命化。”

1928年11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和红四师党代表袁裕一起离开广东东江大南山，从苦棚坐船出海经汕头“赴港转沪”。随行的还有彭湃妻子许冰和出生刚满六个月的孩子彭洪。

                        （二）

1928年11月中旬，彭湃同妻子许冰平安抵达上海，住在大西路（今延安中路）百禄里，化名为王子安，以经商名义进行活动。1929年四五月间，迁居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万袜里一幢两层楼房的楼上，楼下住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黄阶然一家人，黄阶然以房东的身份来掩护彭湃。彭、黄楼上和楼下两家人亲如一家，共同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当有外人或邻居串门时，均以“房客”和“房东”的身份待人。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彭湃任中央农委书记。此后彭湃的住所成了中央农委碰头开会的地方。彭湃还参与中央军事部工作，任军事部委员，同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保持密切联系。曾与彭湃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张纪恩回忆说，彭湃和中央机要处的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机要处的机关设在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沪西纺织工人集中居住地）最后一条弄堂最后一家的一栋房子里,彭湃每星期都到这里参加小组会，以打牌、谈家常作掩护,边打边谈；彭湃喜欢画画，也常用香烟盒子画各种图画。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对党要忠贞，努力工作，要是出了问题，要坚决地为党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

1929年1月26日，彭湃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会上他就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缩编会议、关于农民运动通告、汉口工人水杏林被日军炮车轧死引起罢工等问题作了发言。3月1日，彭湃在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5期发表《反帝运动的危机》，详论水杏林案，指出国民党“积极的运动水案……为甚么国民党那样的关心呢？国民政府的代表去光顾那更微贱的人力车夫水杏林的妻儿,是不是爱惜工人呢？远的不要说了,最近许多地方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的工人，为着反对资本家残酷的待遇而斗争，为迫着于‘饿死'而不得不向资本家罢工。国民党怎么办呢？毫无疑议的直接镇压下去，或者欺骗工人而破坏下去。……为甚么汉口几天前美国的水兵答恩斯毒死一个女工没有人过问呢?英国人在上海香港汉口每每都有打死华工的事情，为什么国民党不作声呢？”彭湃的质疑是有史实根据的。1928年4月22日，江南造船厂千余名工人罢工，次日海军总司令部以“北伐时期，严禁罢工"为词，勒令工人立即复工。10月2日，上海邮务工宣布全市2000余名邮电工人在武力压迫下复工。，10月15日，蒋介石撰文指责上海邮务工会罢工事件是意图掀起各地工潮，影响社会之“轻率举动"。1929年1月初，新新公司职工因反对资方开除工人、克扣膳费、禁止集会等与资方发生冲突。经上海市社会局三次调解，资方均拒不出席，激起劳方公愤。1月5日，职工800余人罢工。工潮久延不决，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至于英国人在上海的暴行，只要回顾一下1925年英国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上制造的“五卅惨案”就清楚了，在此不赘。在《反帝运动的危机》一文中，彭湃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和国民党各派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穿了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单单的反日运动，“不只是消极的转移中国人民的视线而掩蔽他投降英美的罪恶，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麻醉群众，幻想他们仍然是革命的”；“一方面使中国群众只集中视线去反日，而忘记了英美同样的强盗”。彭湃提出坚决进行与国民党反帝运动相反的策略，即“打破单独的反日运动而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英美”，“反帝国的工作就应该和反国民党的工作联系起来”，“无产阶级应该起来夺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这一策略无疑是针对汉口水杏林案的唯一正确策略，反帝反蒋，全面准确，完全符合中共提出的最低纲领。

1929年1月24日，党中央为加强对江苏工作的领导，决定改组江苏省委，调彭湃兼任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土地革命时期，江苏省委一直设在上海，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区，秘密领导上海和江苏各地（当时叫外县）的人民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地方组织，党员人数众多，但当时江苏省委领导不很得力。1月初，党中央初步提出由中央兼管江苏省委工作意见。不同意党中央意见的江苏省委一些负责人，没有按照正常的组织原则向党中央反映，而是违反组织原则,在一些场合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 对于这些错误做法,党中央理所当然地提出了严肃批评，并采取改组江苏省委的组织措施。2月19日，彭湃经过调查研究后在《党的生活》第五期上发表题为《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的文章。他针对江苏省委改组以前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走到非组织上的行动，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危害性和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彭湃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向党进攻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意识非组织行动的暴露，……实际上确是有莫大的陷害党的政治工作而是帮助了敌人的反动，是党的一种重要的事体，这事全党极应注意的”。他强调党的指导机关“要经常讨沦党的大事，事事加以研究讨论，才不至于发生这个问题，必须不忘学!学！学！养成政治上的阶级主力的战斗力，向外与敌人奋斗！”向内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及非无产阶级化的分子奋斗！ ”彭湃此文旗帜鲜明，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有利于增强党的球的团结和统-，有利于增强党的战斗力。文章发表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月9-10日，彭湃参加上海闸北区委（当时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会议，会议讨论了派同志去莫斯科学习和从莫斯科回来的工作安排安排等问题。会上有人反映说，张某某“是团兼党的同志，也从莫回来，现在因他是广西人，在上海一点社会关系?没有，找不到职业，天天闹饭荒，党又无工作分配”。会议结束后彭湃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于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一）写信给党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在信中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上海发生，各省也会发生的。我以为中央对于派赴各省工作的留学生，应该比较具体的指示省委注意和分配工作的方法。并要省委对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如何分配工作应做书面报告，不能任其放任，才不牺牲党培养人才的精神和物质。”建议“中央对于这些由莫回来的同志，应再经过中央短期的训练，使其明了中国目前状况及党的任务，……在上海摆着这些无法解决的留莫生，中央应指导（江）苏省委快点解决”。2月23日，党中央组织部回复彭湃，肯定了上述意见的正确性，认为信中提出各级党组织对于回国同志应该注意的事项大都是适用的。

5月间，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司发生了租界电车公司资本家排拨工人打架事件。事情起因是机务间的一名工人在电车上和车务间的工人发生口角。资本家乘机挑拨离间，对车务间的工人说，机务间的工人欺侮你们，为什么不去报复？出了事由我负责。于是车务间的工人成群结队去质问机务间工人，结果两个车间的工人互相殴打起来。最后 因机务间大多数工人明白事理、避开现场才没有造成伤亡。两个月后，彭湃在江苏省委机关刊物《教育周刊》上发表了《斗争的转变与深入》一文，分析与总结了上述事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组织对这类事件应采取的态度与斗争策略。彭湃认为：“工人与工人自己打起来这是最不幸的一事。”他提出党组织是不是去做“和事佬”，劝解以方，要他们平心静气用和平的方式来调解呢？彭湃指出，这种“和平调解的策略，客观上是帮助了资本家，再坏没有”。“因为这一事件是资本家挑拨起来的，如果继续下去必妨害了他生意，当然是要解决的”那么,是不是去鼓励工人们殴打得更凶狠呢?彭湃认为:”这更是要不得。正确的策略是斗争的转变。党应该在群众中暴露资本家挑拨工人打架的罪恶，鼓励他们磨拳擦掌勇气百倍的精神一致的去对付资本家，要资本家认罪，要资本家赔偿，如不答应，就采取怠工或罢工的方法去回答他的阴谋。这叫做斗争转变的策略。”由此看来，这位“农民运动大王”在指导上海工人运动时同样是得心应手，十分在行。

                      （三）

192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决定调彭湃回中央加强农委工作，不再兼任江苏省委的工作。8月15日，彭湃最后一次参加江苏省委常委、候补常委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再一次强调了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并就凤阳火柴厂的斗争、徐州雇农的斗争、烈山煤矿的斗争、宿迁的抗租斗争、东海学校中的斗争以及各县县委的组织问题作了报告，提出了一些值得省委注意的问题。联席会议讨论后决定：“李富春、陈云、顾作霖补为育委委员，李富春主管组织部和省军委，陈云主管农委,分别接替彭湃的工作。”省委军委则由李富春、顾作霖、张际春、邢士贞、颜昌顾组成。

8月24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衣委书记、他军事部委员彭湃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今新闸路613弄12号）召开江苏省委军委会议，移交自己所担负的军委书记工作。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事部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军事科科长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委员、士兵科科长邢士贞，江苏省军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副总指挥张际春等人。二楼会场是时任江苏省委军委秘书白鑫的住所，这次会议是他负责通知的。白鑫曾任红四师第十团团长，在海陆丰工作过。到上海后任彭湃的秘书，敌人以一辆小车和5万元，外加一个军都都督空头衔收买了他。开会前，他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也参加并做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放出，并被敌人保护起来。徐向前回忆说:“白鑫我也认识，广州起义的部队在花县整编为红四师时，是十团团长,我是党代表。这个人身上带着不少银元，打起仗来就溜号，根本不象个共产党员。那时我就提议开除他，撤他的职。在东江分散游击后，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11月11日晚上11时，叛徒白鑫在上海霞飞路和合坊四弄被我特科人员击毙,同时中伤接受其告密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处长范争波。

由于白鑫叛变出卖,彭湃等与会者全部被捕，被秘密关押在公共租界新闸捕房。1929年8月26日,公共租界巡捕房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关押在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8月27日，彭湃在受审时“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住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

 彭湃等被捕当晚，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这一事件。当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将于8月28日清晨将彭湃等转解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后，周恩来决定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武装截车劫救。那天，党组织派人将枪装在小皮箱内，用机器脚踏车送到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特科机关，特科同志发现枪支上的润滑油还没有擦去，马上去找煤油来擦枪，然后才上车出发。在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架上摆着个箱子，假装是去拍电影外景。到预定囚车必经的枫林桥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经过。原来擦枪耽误了时间-戒备森严的敌人已经把彭湃等押去龙华了。

彭湃被转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后，坚贞不屈，粉碎了敌人的利诱劝降。据当年9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透露，已于日前被处决的“党国要犯彭湃及其同伙杨殷、项昌颐、郝土侦图谋颠覆国犯,被捕以后几经教育仍不思改悔”。当时也被关在龙华监狱的黄幕兰回忆说,彭湃在狱中“抓紧最后的时间，向看守所里的七兵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穷苦百姓争取解放的思想，做争取工作。他对士兵们说，当年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红色政权，虽失败后，但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是最多的，将来力量强大了，这天下由谁来主宰还不知道呢！”起初他对一个上等兵和关在同-狱中的犯官（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的军官）做争取工作，对方不敢表态。后来在彭湃浩然正气的感召下，他们由同情转为实际帮助，成了与外面进行联系的“交通员”。彭湃为了鼓舞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常与杨殷等人在狱中齐声高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他们“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

1929年8月30日清晨，彭湃与杨殷向党中央写了封密信，报告了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情况，提出了营救狱中同志的设想。信中写道：

冠生暨家中老少：

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

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的人，大表同情。

尤其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描一

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余人还坚持不认。颐与杨殷个人感情尚好。

当天敌人对彭湃施以酷刑，用铁杆把形湃的四个膝盖压得血肉模糊，血流满地。彭湃“晕去九次之多，弄得手足俱折、身无完肤”。杨殷等也同样遭受惨刑。但严刑拷打并不能使彭湃屈服。他在一个同情革命的看守兵口中得悉蒋介石已亲自下令立即杀害形湃的消息后,给夫人许冰写了最后一封信：“冰妹：从此永别，望妹努力而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30日午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上贞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地被秘密杀害。彭湃“从牢房里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一路走一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彭湃，我的牺牲是值得的，同志们保重!共产上万岁！'”

四

彭湃等人英勇牺牲后，在上海创刊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多次宣传彭湃等人的革命事迹。

1929年9月2日，《红旗》第43期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指出彭湃“曾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指导着全广东几乎万农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榨压；他曾亲身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的英勇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心里，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都深深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9月29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追悼彭杨颜邢四位烈士大会，大冬印发了《为追悼被国民党惨杀的彭杨颜邢四革命领袖告上海民众》的传单，号召工农劳苦大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为死难的领袖复仇。同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印发了用歌词写的传单：“可恨！统治阶级呵！枪杀领袖，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又遭牺牲了，诸位烈士们，革命的领袖，为我谋解放，打倒众敌人，领导广暴建立苏维埃历史永勿朽。革命工友们，大家快奋起，高举起， 红旗帜，勇敢冲上前，巩固我团体，抖擞我精神，加紧来斗争，打倒国民党，罢工示威追悼烈士，争得最后的胜利。”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人道互济总会和上海市人道互济会等也印发了传单，后来又到各地散发紧急启事，号召革命同志为彭湃烈士的亲属遗孤捐款。

10月12日，《红旗》第48期再次发表了《如何来纪念我们的同志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社论。

1930年4月12日，《红旗》上发表彭湃妻子许冰的文章，文中说：半年来的悲哀已给了我的教训，-切敌人完全不因我的悲哀而消灭，心中的创痕也没有因我的痛哭而填补，深仇大恨丝毫不会因为我的热泪狂流而报复。”从今以后，只有继续彭湃的精神，“踏着他的血迹坚决地到群众中间去磨利我的刺刀,杀尽一切敌人——帝国巳义，军阀、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来纪念亲爱的彭湃同志，安慰我彭湃同志的忠魂！”许冰放弃了去苏联学习和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坚决请求回到彭湃战斗过的东江打游击。经党中央的批准，许冰把孩产送到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院”，于1930年夏回到大南山革命根据地，

担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后在汕头英勇牺牲。

1930年8月30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提要”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今日是彭湃、杨股、颜吕颐、邢士贞四同志被难的周年”。在第一版“纪念着血泪中我的领袖”专栏中，发表了周恩来以“冠生”的笔名写的题为《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故人捕杀经过》一文。周恩来在彭湃牺牲后得知烈士的母亲周凤流落澳门,立即派人将她接到上海，由党中央机关予以照料，同时又妥善安置了彭湃烈士遗孤。

伟大领袖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彭湃是我们的好同志，充分肯定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赞扬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在上海工作期间，不仅继续领导农民运动，而且参与领导了工人运动与军事运动，这些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世长存。